最新说法
张冠李戴“韩森冢”当是西汉“恭皇陵”
汉长安城陵墓区分布图
□王学理
在今西安市东郊韩森路中段北侧，有一大土冢位于台地之上，这就是长期以来无以道明的"韩森冢"。我先后在《陕西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和《西北大学史学丛刊》（４）上发表过几篇短文，推断它是"汉刘康的恭皇陵"。现根据引发出的诸种议论的情况，仍需做进一步的辨证。
"韩森冢"的封土基部东西长约５５．５米，南北长约６３米，高约２２米，顶部是１５米×１５米的见方。整体形状呈覆斗形，南有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立保护石碑曰："秦庄襄王墓。"
韩森冢的墓主，历来说法不一。有断定为"吕不韦冢"(《皇览》)或"子楚母墓"(《三辅旧事》)，否定前说者，以"其冢制度广大，岂非人臣所宜"为由而判作"秦襄王寿陵"(宋敏求《长安志》引韦述《两京记》)。今有学者考定为"秦文王寿陵"，有作"汉史皇孙刘进"的墓，也有作"韩生冢"和"韩信冢"的。各家为之辩驳，执词一端，抵牾有加，人言人殊，竟使得它成为久讼不决的疑冢。
由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勘比，以上说法均不能成立。因为吕不韦冢在今河南洛阳北邙山；夏太后墓在秦杜城遗址南的贾里村。秦孝文王寿陵与秦庄襄王阳陵均在灞河之东的芷阳地，宋敏求所言"秦襄王寿陵"，显然是把秦孝文、庄襄混而为一。史皇孙刘进和王夫人的悼园在今张家堡一带。
一、韩森冢是汉陵而不是秦陵
韩森冢未经发掘，从雄壮的外观上还难断定其时代，因为它属于秦汉陵墓流行的那种覆斗形。但是，纵观前后两朝京都的城市布局，就不难发现它正处于汉长安城的陵墓设置的范围之内，而属于秦陵的可能性就很小。
首先，秦都咸阳的渭南区有两大墓区，即：第一个从市中区南部东段的尤家庄墓地开始，向南到山门口形成为一个较大范围的葬区；第二个由偏远一些的白鹿原北端，起自浐、灞间的半坡墓地，向东推进到洪庆、铜人原腹地，再沿骊山北麓的山前洪积扇向东，到达始皇陵，形成了又一个狭长的葬区。前者主要埋葬首都各阶层的城市居民，而后者还包括了东陵等帝王陵园在内。
其次，汉长安主要有三大墓葬区，即：咸阳原上的"西北陵区"、白鹿原－鸿固原上的"东南陵区"及清明门以东到新筑一带的"东郊墓区"。前两大陵区是西汉十一代皇帝、皇后墓葬区和重臣权贵的陪葬墓地，其分区与属性异常明确。而"东郊墓区"内的死者身份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未获恩准陪葬帝陵的大臣、未就国的诸侯王、列侯，也有中下层社会的吏民。其占地范围广阔、陵墓分散，往往交错互见，从而形成这一墓区的一大特色。
汉长安东郊墓区范围广阔，从南郊桐柏亭的思后园、白亭东的史良娣戾后园和长安东都门外的奉明园（悼园）起，北以漕渠为界，南及今西安市北半部，由龙首原向东推进，跨越浐、灞二水，经新筑，沿铜人原北缘直达新丰。在这一西宽东窄的广阔地域内，自然地形成为一处特殊的墓葬区。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里除过地面上残存着大大小小的封土堆之外，近年来发掘的汉墓多不超过这一范围。
从前述秦汉陵墓的分区情况得知，韩森冢虽然位于秦尤家庄－山门口和半坡墓区的间隙地带，但非常清楚的是：它处在汉长安的东郊墓区之内，而不是之外。即以该冢附近已发掘的墓葬看，在迎祥堡、金花北路、互助路、幸福路、胡家庙、交大、沙坡等地都有汉墓群的存在。况且因历史性的破坏，虽在地面多无封土的保留，但无一秦墓出现。所以我认为韩森冢是秦墓的可能性极小，而属于高等级的汉墓却是无可置疑的。
二、对汉史人物滤析结果，只有刘康胜出
韩森冢作四棱台体的覆斗形，是秦汉时期陵墓的基本形状，但属于秦陵的判断可以完全排除。也没有秦代人物的葬入，那么，作为汉陵的墓主人又是谁呢？我们还得从社会上层去找墓主人。
首先，西汉１１座帝陵陵园及其陪葬墓地都非常明确，而择地埋葬的皇亲国戚及至王子王孙们，如汉太上皇万年陵在栎阳北原（今富平县南原的姚村），薄太后南陵在今西安市东霸陵原（即狄寨原），钩弋夫人云陵在今淳化县，武帝卫皇后的思后园和史良娣的戾后园在今西安市玉祥门西劳动公园西北，史皇孙刘进与夫人王翁须的悼园（又称广明园，后改为奉明园），约在今西安市北郊张家堡附近，宣帝外祖父母思成侯王乃始与夫人合葬墓在顾成庙南，约在今玉祥门外大庆路北的西安仪表厂附近。记载与遗存清楚，也得到考古的实证。
其次，西汉同姓诸侯王、列侯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就国，而是留住在京师的。汉初，长安城内有"诸侯邸第百余"(《汉书·燕王刘泽传》)，死后当然地葬在了长安。同长安有关的，像淮南厉王刘长迁蜀途中死葬雍(今凤翔)，赵幽王刘友被吕后幽死于邸，"以民礼葬之长安"，临江王刘荣自杀葬蓝田，楚元王刘交子富留京师"葬灵户"，楚孝王刘嚣入朝时被疾而薨，中山王刘竟"以幼少未之国。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汉哀帝刘欣即位的第二年，就"追尊共王为共皇，置寝庙京师，序昭穆，仪如孝元帝"。
从上引资料中清楚地看出，死葬京师者，有的葬地很明确，有的则不具备修大冢的资格。韩森冢的墓主有可能是楚元王夫人、楚孝王刘嚣、定陶恭王刘康等三人中的一个。
但是，楚元王夫人所葬的"灵户"是长安的一个小地名，有可能在白鹿原上；楚孝王刘嚣虽然"素孝行顺仁慈，之国以来的十余年，纤介之过未尝闻，......今乃遭命，离于恶疾"，但成帝只是"封其子勋为广戚侯"，并没有对其死葬有什么更为特殊的政治待遇。那么，韩森冢属于"恭皇"刘康的陵寝的可能性最大。
首先，西安北郊从张家堡到新筑一带，除过废昌陵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陵冢之大能比得上韩森冢的。这同刘康由"恭王"变"恭皇"的身份相符。陵冢矗立，环视周遭，茫茫苍苍，峥嵘不凡。既是皇帝给生父建陵寝，其规模就不可能太一般，而且也处在汉长安城东南郊墓地范围之内；其次，按汉家制度，自景帝以来，"寝庙"不再单独设立于京师。而"陵庙"实际是陵园中寝殿与陵寝结合的礼制性建筑，从汉景帝在"陵旁立庙"起，就形成了陵、寝、庙、园结为一体的制度。寝殿"若平生路寝"，是"日上四食"的祭祀场所。"庙是接神之处"，供奉木制的"神主"。"月游衣冠"以祭祀"神主"时，要先把先帝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等纪念物从寝园中"请出"来，送到庙中。这种"游衣冠"的祭祀活动，每年要进行十二次。所谓"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汉书·韦贤传》)。若举行这些祭祀活动时，没有陵园和陵墓，而采取"遥祭"的形式，恐怕是既有违于礼仪，也无先例可证的。所以，汉哀帝在长安为"恭皇"所建的"寝庙"必定是"陵"与"庙"的结合物。
但是，在长安为恭皇所设的"寝庙"是个很特殊的形式。刘康死在前，在封国定陶有"恭皇之园"的，所以丁姬后死才得随之合葬。当时送葬规模"贵震山东"，动用五万人建墓（《汉书·外戚传》《哀帝纪》）。隔了两年时间，哀帝一死，王莽就"举奏丁、傅罪恶"，掘冢发棺。那些阿谀王莽的"在位公卿"们竟也"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皆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皆平"(《外戚传》)。因为"恭皇陵园"远在定陶，并没有迁葬长安。所以在长安为恭皇起陵下葬木主，建造的是一座义陵和祭祀的礼制建筑。
三、误汉为秦的历史原因
正因为哀帝处于社会动乱、人心浮躁的西汉末世，史家除过对京师为恭皇建寝园这一大工程、两太后上尊号之争、死葬作一些"实录"之外，在三两年内的寝园祭祀也显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然就用不着也不可能做进一步的记述。难怪恭皇寝园很快就被淡忘，以至于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疑团。
平帝即位不久，王莽不但掘开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礼葬之，而且也"隳废共皇庙"（《汉书·师丹传》）。建寝立庙仓促间，废毁夷平在旦夕。而这风云变幻发生在统治者上层，对社会、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普通老百姓说来，并不存在有何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说处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发生在乡里的重大故事还能祖祖辈辈通过口授相传的话，而社会动荡、人事反复，在悠悠岁月中都将成为过眼云烟，更何况是寿命短暂的恭皇寝园。
汉末丧乱，长安为墟。东汉迁都洛阳，人事活动转移中原。经过二百年沧桑之变，详近略远地对人对事乃一般常理，除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令后人"温故"而外，一般的"历史存在"都随着日历一页页地翻过而埋在了历史的底层。难怪人们面对不认识的"韩森冢"，就会冒出"吕不韦冢"、"子楚母墓"的种种猜想。如果说唐代人经过考释还能以唐长安城、新丰作为比对的基点，指出秦孝文王"寿陵"和秦庄襄王"阳陵"的位置的话，到了宋以后，人们就在模糊中来妄作发挥。发生原因极简单，时间演进变复杂，南辕北辙，有增无减，这大概就是误汉为秦的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