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论隋唐都城长安与洛阳
一.隋唐两朝的建都概况
581年，杨坚篡周，建立大隋，以北周的西京长安为首都，以北周之东京洛阳为东都。582年，罢东京。584年，关中大旱，皇室粮食供应出现问题，隋文帝带领文武百官及后宫移居洛阳，585年返回长安。此后两次文帝政府移居洛阳也是长安粮食供应问题所造成。实际上，长安的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西汉后期已突显。关东地区是中国的人口及经济中心，长安作为首都不足之处一是远离经济中心，漕运困难；二是不利于治理控制广大的关东地区。
604年，隋文帝驾崩后，隋炀帝杨广即位，发生汉王叛乱，使炀帝更加认识到长安作为首都的不足之处。当年下诏在汉魏洛阳城西18公里处营建东京洛阳。工程极为浩大，每月征发200万人，历8个月始建成。该城虽规模不及大兴，但极尽奢华。克服了大兴城规模过大，城内人烟空旷的缺点。城建成后，炀帝迁政府及皇室到洛阳，又迁各地富豪数万户至洛阳，在城西修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西苑，周长200里。此后炀帝又以洛阳为中心，开通大运河，使洛阳短期内发展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洛阳成为隋朝事实上的首都，而大兴徒冠以京师之名，实际处于陪都地位。
618年，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洛阳本是隋朝东京，619年隋皇泰主禅位于王世充，洛阳成为王郑政权的都城，621年，唐灭郑后不久，废除东都。洛阳成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时，改名洛阳宫，太宗政府曾三次搬迁到洛阳办公，历时两年有余。
657年唐高宗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 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 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长安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 年中，尽管几次来往于两京之间，但他主要在洛阳居住。683 年后期高宗死在洛阳后，武后永久性地把首都定在洛阳，一直到701 年。691年，武则天迁雍州、并州等地十万户充实洛阳后，洛阳成为成为人口第一大城市，经济繁荣程度非长安所及。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 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 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
701年10月，武周政府迁长安，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703年朝廷又迁回洛阳。706年11月，唐中宗政府再次把政府迁往长安。709年，关中大旱，唐中宗本欲迁都洛阳，但遭到了韦后的反对，因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在关中。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 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 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 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 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 -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 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 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 至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 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713 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
717 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往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 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 年冬。在以后的20 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10年，朝廷五次搬迁到洛阳，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
当朝廷在736 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足的新形势及漕运条件的改善，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或东京。但只到904年2月唐政府才又搬到洛阳，直到907年闰8月唐亡。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761年间，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先后在东京洛阳建燕政权，在战乱中衰败不堪。唐西京长安在736－904年作为唐庭所在也饱受战争困扰，多次被外族、起义军及叛军所占据，繁华一去不返，尤其是904年2月迁都洛阳后被朱温彻底焚毁。
二.隋唐都城的设置
隋、唐两代的首都或在长安，或在洛阳，在长安的时间约占近十分之八，其余70年在洛阳。
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581)代周称帝，沿袭西魏、北周之旧，都于西汉所创建的旧长安城。次年，在旧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侧营建新都，名为大兴城；开皇三年迁都大兴城，习惯上仍称新都为长安。仁寿四年(604)炀帝即位，诏以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营建洛阳新城于汉魏旧城西十八里，迁都于此。此后长安虽仍居“京师”之名但朝廷百官常驻东京，成为实际上的首都。大业五年改称东都。
唐初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657)以洛阳为东都，官司准长安。此后二十多年到他在洛阳去世，往返两都间达六次，居洛阳时间多于长安，惟名义上长安仍为“京师”。武则天称制，遂定都洛阳。光宅元年(684)改东都为神都，京师为西京。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复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京师(通称京城或西京)；706年11月，还都长安。
长安本为雍州治所，洛阳本为洛州治所，玄宗开元元年(713)升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是为升京都所在州为府之始。
自开元五年起，玄宗曾五次移居洛阳，共约十余年。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才定居长安，天宝元年(742)以京师为西京，东都为东京，称长安为京城，洛阳为都城。肃宗至德二载 (757)改西京为中京，上元二年(761)复为京师，宝应元年(762)建号上都。天佑元年(904)朱温迫昭宗迁都洛阳(东都)，其时实际政治中心已在朱温的驻所汴州。三年后，朱温称帝，唐亡。
隋炀帝大业六年“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在实质上将江都郡作为陪都，但未加“京”、“都”称号。
唐代除长安、洛阳两处更迭为首都、陪都，合称两都或两京外，太原、蒲州、凤翔、成都、江陵五处曾先后建为陪都。开元以后，以长安、洛阳、太原三都并建为常制，至德到宝应时又曾建五京。
武则天称帝，以并州乃武氏故乡，比汉之丰沛，长寿元年(692)以并州为北都；神龙元年中宗即位，罢北都。开元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当年罢都，复为蒲州。十一年又以并州乃高祖起兵处，复置北都，升并州为太原府。天宝元年改为北京，肃宗上元二年罢京号，宝应元年复为北都。
安史乱起，两京沦陷，玄宗奔蜀郡，肃宗即位于灵武，明年移跸凤翔。至德二载收复两京，肃宗从凤翔、玄宗从蜀郡先后回到长安，诏改西京(京兆府)为中京，以凤翔为“中兴驻跸之所”，建为西京凤翔府，蜀郡为“上皇南巡之地”，建为南京成都府；合东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为五京。肃宗上元元年以荆州为南都江陵府，制置准两京，成都府罢京号。二年停东、西、南、北四京号。宝应元年复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不久，罢西都、南都，复为三都。
三.隋唐两京的规模及建制
唐西京长安
唐朝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又陆续完善和扩建的。
唐长安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为一重。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3.1平方公里。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宫城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两侧东为太子居所——东宫，西为后宫之所——掖庭，又称“大内”。皇城是中央各官署办公之所，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始自隋文帝修建大兴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秘书省、御史台、十六卫官署集中于此。外郭城由街、坊和街几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分割为114坊,其中南四排坊十分空旷，甚至成了市民们的田地。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三重城都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格局，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则主要是在坊市里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封闭式格局的限制。在三重城区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坊市区，唐宋城变化的关键即指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 年)在朱温胁迫下迁都洛阳，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又给了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其后，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所建新城由原来的三重城变为以原宫城和皇城为基础的内外二重城，总面积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内外城与原外郭城万年、长安两县城又形成子母城的关系，以加强防御。南北中轴线格局也因朱雀门的封闭有所变化，贯通景风门(东)和顺义门(西)大街东西中轴线的作用加强。整体内缩的格局，与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从中心轴心(长安—洛阳)的西端逐渐边缘化的趋势相适应。而往日熙熙攘攘、喧嚣繁盛的外郭城降格为拱卫内外城的外围区域。
唐东都洛阳
唐代实行两都制，洛阳为东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甚至在唐高宗、武则天主政时期及昭宗迁洛后，曾取代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政治地位和长安基本平等，玄宗政府曾有十年时间迁到洛阳。洛阳城，周长28公里，面积47.8平方公里。洛阳城市建制与长安同，分为内外城，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上阳宫位居皇城之外，唐高宗、武则天等长期居此处理朝政。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南北两区，郭城内纵横各１０街，计１１２坊(原为１０３坊，后增)，各坊面积均小于长安各坊，坊制同于长安。郭内设三市，分别为北市、南市和西市。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两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内城与坊市区的比例大体同于长安。
洛阳城虽然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格局，与长安相比，居民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交易空间都更具开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时间皇帝和中央机构都在长安，洛阳城内官民商的社会氛围更宽松，受到的约束明显小于长安，自由度明显大于长安。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别墅、园林的兴建之风，一直延续到北宋。相对开放的城市布局与游离于政治中心边缘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阳与长安不同的城市社会氛围。
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连续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
在唐朝历史上，西京长安城长期分有长安及万年年管辖，甚至一度分为四县管辖；东京洛阳城长期内也同样分有洛阳及河南两县管辖，一度也曾分为四县管辖。只有长安、万年、洛阳、河南四县称为京县，等级高于普通辖县。该四县县令为正五品，以别于其它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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