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7-04-22外交文化与国际形势－吴建民
没有找到讲稿　
我国资深外交家、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局长吴建民昨日率先亮相“曲江文化大讲堂”，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07:18 编辑 ]

吴老对“本课”极为重视，专门精心制作了反映西影和自己电影成果的短片。本次大讲堂，吴天明导演从自己的传奇般的从影历程谈起，谈自己和张艺谋等老西影人的电影人生和辉煌时刻，畅谈曲江影视宏大构想，纵论中国电影发展大势。

　　我就是中了文艺的邪！

　　一开场吴天明导演就说，他今天只讲故事，而且他不习惯拿稿子讲，虽然没有稿子，但是说的都是真话。

　　吴导从他儿时的趣事讲起。他小的时候在三原县，经常和家人一起演戏，虽然那时候小，但是在台上演戏都是动真感情的，都是真哭。八岁的时候，当时在西安的省保育小学招生，当时都是只有省团级干部子弟才能上的学校，家里给他的弟弟报了名，弟弟才叫吴天明，他当时叫吴守正，是爷爷给起的名字，爸爸叫他吴耕。可是当时弟弟只有六岁，妈妈就说让他去，但是重新办手续又很麻烦，所以干脆就顶替弟弟名字去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吴天明。

　　到了西安没有戏演了，吴天明就开始说快板，还专门找了快板诗人王老九学习，一晚上就背过了一本快板词。说到这个地方，吴导在现场还背诵了几段，可见当时的印象之深。初中在西安上了一个学期后跟随父亲转到了渭南，在学校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去参加，这个时候就开始说陕西话的相声，侯宝林先生的很多段子都说过。他说：“总之就是喜欢文艺类的东西，就是中了文艺的邪！”

    一双新棉鞋换了两张电影票

    高中又回到了西安中学就读，这个时候就不满足于说相声了，就开始演话剧、自编自演舞蹈。再后来觉得这些都没有意思了，就开始看电影。那个时候每周都在和平电影院看，为了看电影不但旷课，而且把吃早点的钱都省下来，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从父亲的抽屉里面偷钱。有一年冬天，电影院上映的是前苏联导演杜辅仁柯编剧的《海之歌》，看了一遍，没有看懂，但是身上又没钱了，于是他就把脚上的新棉鞋脱下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店里面去卖，他告诉老板只要给他能看一场电影的钱就行。当时的电影票是2毛钱一张，老板给了他8毛钱，于是他直接就去买了两张电影票和一张影片说明书，而他自己坐在冰冷的电影院瑟瑟发抖，不得不将脚压在屁股下面坐着取暖。

　　就是这部电影，让吴天明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这部电影深深的吸引了吴天明，让他第一次知道了电影的魅力，这部电影他一共看过14遍！后来，他就是凭着背诵了大段大段这部电影的台词，考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培训班。
考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吴天明
终于迈进了电影圈的大门，然而他却根本没想着要当演员。后来，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等一起办了一个班，在那里，吴天明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老一辈著名演员、导演崔巍。他跟着崔巍在剧组中锻炼、学习，心怀尊敬的为崔巍喂饭、倒便盆，也是从崔巍这里他开始接触唐诗。吴导说，当时崔巍一共给他们大概讲了三、四十首唐诗，其中讲到白居易被贬九江的时候，元稹写的一首七绝：“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崔巍说，这首诗情景交融，作为电影的节奏也非常好。而这首诗的意境就被吴天明用到了后来《人生》的片头中，吴导在现场又一次朗诵起这首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年轻时候朗诵的功底可见一斑。

　　在跟随崔巍的这段日子里，吴天明学到了很多，从做电影到做人都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后来他自己开始拍电影，就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真实，而真实应该是电影的第一个台阶。吴导说，现在美国的很多大片，把胡编乱造的假的拍的跟真的一样，而中国的电影总是把真的拍的跟假的一样。所以真实就是吴天明拍电影的第一宿求，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老井》，他都要求剧组要深入的体验生活，为了拍好刘巧珍挑水的画面，他让吴玉芳每天早上挑5担水。而这三部影片也逐渐达到了吴天明对电影真实的探索。

    你回来拍电影，我给你当个扫把

　　1984年，吴天明当上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那个时候的西影还默默无闻，厂里的人到北京去送拷贝的时候都要把贴有西影标签的一面放在内侧，怕被人看见，为此，吴天明发誓，要在三、四年内让片盒上的字朝外！他做到了，吴天明任西影厂厂长期间，笼络了张艺谋、陈凯歌、何平、周晓文、黄建新等一批新人，并且全力支持他们拍片。他在山西拍《老井》的时候，摄影机坏了，而西影最好的两部机器，一部是这个，另一部被黄建新拿去拍《错位》了。当时厂里让黄建新把摄影机换了给吴天明，被黄建新拒绝了。事后，黄建新总躲着吴天明，可是吴天明却说：“要是我，我也不给！”滕文骥也曾经和吴天明产生过一些矛盾，然后跑到深圳去拍商业片，于是吴天明给滕文骥写了一封长信，他说：“你回来拍，我给你当个扫把，给你把石子扫光，把路清好，你来拍好电影。”一席话，让滕文骥感动不已，重新回到了西影厂。

　　正是有着这样以诚相待的态度，和伯乐的慧眼，西影厂的好片子一部接一部，在国内外拿了无数的奖项，以至于很多影院在放映别的电影厂的片子的时候都要将出品方改为西安电影制片厂。

　　我跟张艺谋肯定有一个是神经病

　　本来已经到了时间的讲座，因为听众的强烈要求，吴天明导演又讲了一小段张艺谋在《老井》拍摄时的故事。

　　当时张艺谋本来是剧组的摄像，可是因为他长得像兵马俑，像太行山上的石头，吴天明决定让张艺谋做片子的男主角，当剧组的同事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都说：“一个敢让他来演，另一个也敢答应，你跟张艺谋肯定有一个是神经病!”为了拍好《老井》，从来没有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在山上体验了一个多月的生活，每天都砸石头、背石板，每块石板都在150公斤以上，剧组的人在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张艺谋就在旁边抓起地上的沙石在身上抹，好让皮肤变得粗糙。正是这些充实的才让整个影片获得了成功。

　　是我在沾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光

　　说到曾经被吴天明发现、起用的导演们，吴天明很谦虚，他说：“其实我只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尽量的去支持他们而已，真正的成就是他们的，反而我现在在沾他们的光。”

　　现在的吴天明还担任曲江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如何再次在西安重新让做出让人瞩目的电影是他现在要思考的事情。吴导说，当曲江管委会主任段先念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就说：“吴导，我给你投8个亿，你给我拍4个电影——周、秦、汉、唐。”现在公司已经确定要投资法门寺十几个亿，要把法门寺打造成世界佛都，并且要拍摄影片。这么多题材，怎么拍才能拍好是个问题，现在公司已经有了中意的剧本，好事总是多磨的，我们期待吴天明导演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07:26 编辑 ]

6月24日，"巴蜀鬼才"魏明伦现身"曲江文化大讲堂"，开讲《三国文化--诸葛亮与魏延的传奇》。

　　而不为人知的是，他原先向主办方报的题目是《我之新碑文观》，因主办方考虑到讲座受众多为市民，所以选取了三国这一较为"平民"的话题。

　　但在讲座末尾的提问阶段，还是有人提出了碑文这一话题，魏明伦正好借题发挥。

　　“跑题”话碑文

　　魏明伦称，碑文这一文体在断裂了几十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自己作为带头人之一将这一断裂"愈合"，并使其发生了改变。

　　魏明伦自称其碑文属于"骈文体"，风格接近《滕王阁序》，内容则有若《阿房宫赋》。其碑文反对一味地歌功颂德，"思辨色彩浓、批判力强"， 概括之，包括杂文、正论、抒情三种。形式上让一般文化水平者看得懂、记得住。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饭店与革命休戚相关。处事如同酿酒，灵活才好勾兑；开店经营烹饪，死板怎进油盐？……不拒大款光临，更须公款吃喝。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各级公仆到此与民同乐……满腹油水与满嘴道德并不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照此调和"。"人类不灭,餐饮不休，川菜万岁，饭店千秋！万事皆目，吃饭是纲，酒醉饭饱，纲举目张！"

　　在评述之间，魏明伦接连背诵几段碑赋，以上《饭店铭》最是激起全场掌声与欢笑。

　　除其擅长的碑文写作外，也有人问到魏明伦的老本行--戏剧，魏明伦说中国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而非戏剧的黄金时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他发觉了很多危险信号。

　　其具体体现为，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80后的这一代，对戏曲、民俗这些文化有种天生的排斥感，对国外的文化却可以本能地接纳，年轻人看电视遇到戏曲节目立刻转台，但对张艺谋的《图兰朵》这种洋戏曲却十分推崇，"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白鹿原》“接近三国”

　　虽为蜀人，但魏明伦与西安的交往却颇为频繁，无论是在2004年年底继成龙之后成为第二位享受西安市最高待客礼仪——仿古迎宾入城式的文化名人，还是6月5日出席"曲江电影论坛"，都说明魏明伦是西安常客。

　　与在电影论坛中抨击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形成对比的是，在讲座开始不久，魏明伦即盛赞几位陕西知名作家。

　　"陈忠实的《白鹿原》已接近'三国'，路遥了不起，贾平凹著作……"其后的"文才"与"口才"之说，正可作为这次集体"表扬"的原因。

　　三位表扬对象与魏明伦一样，著而不述，这也即魏明伦将自己的讲座与易中天之"品"对立起来，定义为"演"三国的原因。与罗贯中一样，是对《三国志》的发挥。

　　"文才的价值大于口才，如果哪天口才的价值大于文才，那就畸形了"，较之"三寸不烂之舌"，魏明伦称自身价值倾向于"三寸不朽之笔"。对于口才、文才之关系，魏明伦举当下名人为例：口才大于文才者是易中天，口才、文才俱佳者如余秋雨、刘心武，口才逊于文才者如他自己还有金庸，而只有文才没有口才者如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等。

　　"是'剧作家'成就了魏明伦，而不是因为我坐在这儿说。"魏明伦用"川普"强调。

　　魏明伦的“三国观”

　　在宣扬其"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的"三独"精神后，魏明伦亮出了自己的"三国观"。

　　"三国"高热不下，其原著，陈寿的《三国志》却鲜为人知，魏明伦将其定义为"古代的史学家言"，《三国演义》则是"小说家言"，其作家罗贯中也并不如当今的"百家讲坛"一样家喻户晓。而魏的剧作《夕照祁山》则是"当代戏剧作家言"，与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一样，并不依附《三国演义》本身。

　　在讲座中，魏明伦以《夕照祁山》中的"卧龙相马"、"宰相求医"等章节说明之。魏明伦力图还原一个非神非妖的，作为人的诸葛亮。

　　"天下第一聪明人保了一个草包，雄才保了一个窝囊废，最忠心的诸葛亮却保了最不忠心的阿斗"，这是魏明伦由诸葛亮的两大符号"智慧"和"忠诚"做出的独立思考。

　　作为封建时代最模范的君臣关系，成就了一个被称为"武侯祠"的刘备墓，这种君臣合祠的现象是从未有过的。

　　对于作为封建时代品德完人的诸葛亮，魏明伦持歌颂态度，在《夕照祁山》一剧中，魏明伦借诸葛亮妻阿丑之口表达了这一感情："生为国死为国，两袖清风，一生留淡泊，临终念阿丑；至死不纳妾，我家子弟无纨绔……羽扇纶巾已带走，带不走半生相随的四轮车"，在极富感情的吟诵中，魏明伦完成了对诸葛亮道德的盛赞。

　　而对其"辅助帝王术"，魏明伦则保持审视态度，并提出"诸葛亮的成功是以蜀汉垮台为代价"的观点。

　　对于颇受刘备欣赏和重用，却被诸葛亮始终抱有成见的魏延，魏明伦则极力为其"翻案"，头上 "反骨"是个冤案，由此可见诸葛亮虽为人才，却不能培养人才。

　　《三国志》尊操抑刘，《三国演义》则反之，与之类似的是，魏延的"反骨"之说，正是《三国演义》在《三国志》基础之上的发挥，与罗贯中同为作家，魏明伦认为他与罗贯中都可发展和发挥《三国志》。

　　

　　“百家讲坛”价值有限

　　当本报记者要求魏明伦发表对"百家讲坛"之类文化传播方式的看法时，魏明伦"蜜糖"和"大棒"齐发。

　　魏明伦表示，他对"百家讲坛"是支持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不同，他认为这种把经典作品以大众方式进行传播的手段开拓了大众的视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不要无限放大，如果太放大了，真理也会变成谬论。"魏明伦话锋一转，亮出手中的"大棒"。

　　"百家讲坛"有其自身的作用、价值、意义，但毕竟是有限的，喜爱"百家讲坛"的人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搞盲目崇拜，关键要注意台上的这个人在讲什么，而不是这个人是谁。"连诸葛亮都要被请下神台，更何况现在的专家呢。"

　　但在这个浮躁的媒体时代、读图时代，这一"二道贩子"被过度包装和过于夸大。

　　"罪不当乱，功不当王"，其后果是传达了与"作诗要作这样的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类似的信息。

　　其后，魏明伦重申了对"百家讲坛"的"尊重和敬仰"，但在其心目中，"三寸不烂之舌"始终不及"三寸不朽之笔"。所以"百家讲坛"不能与陈忠实、路遥等"文才大于口才"者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在讲座开场时，魏明伦未谈三国，却先拿口才说事,"大家好，我的口才一般，大家就将就着听吧。"魏明伦说因为普通话实在不过关，所以非常羡慕"百家讲坛"名人的口才，尤其将易中天单独提出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孟宪实博士走上“曲江文化大讲堂”，为古城观众讲述《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孟宪实诙谐的谈吐，精彩的讲述，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  

　　家庭对李世民的影响很大  

　　昨天上午9时，孟宪实准时开讲，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隋唐故地，那个时候中国的盛世也是世界的盛世。在长安城里讲唐史，最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从窦氏女儿招亲开始讲起，窦氏女儿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孟宪实说：“李世民后来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和早期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其母不但出身贵族，而且颇有政治头脑，李渊在其政治生涯中也多以夫人的意见为主。李世民从小生长在一个对政治不陌生、不神秘的家庭中，对他今后的影响很大。”李世民能成就大业，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孟宪实分析，有文献记载少年李世民就天资聪颖、遇事果敢、看问题深远，这些都是成功必备的条件。  

　　“晋阳起兵”史书颇多褒奖  

　　谈到李世民的功绩，就不得不说到“晋阳起兵”。对于在“晋阳起兵”中，究竟是李渊的功劳大还是李世民的功劳大，史学家历来看法不一。孟宪实说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后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和他父亲关系破裂了，他的手下不得不在史书上动些手脚，强调李世民功盖天地，但这不符合史实。‘晋阳起兵’还是以李渊为首脑，李世民不过是个前锋。”  

　　史书上一贯倡导忠君爱国，站在隋朝的历史看来，“晋阳起兵”是典型的造反行为，为什么史书对李渊的这次起兵却颇多褒奖呢？孟宪实说：“这是因为我们除了有忠君爱国思想，还有拯救黎民百姓的想法。当天下无道时，有人救民于水火，他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我们都知道，李渊建立了唐朝，而唐朝发展得很好，解决了隋朝的很多问题。所以谈及李渊起兵，史书记载的感情色彩就发生了变化。”  

　　从两方面评价“玄武门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史上颇多争议。孟宪实详细讲述了“玄武门之变”的幕后故事，他认为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屡立战功的李世民已有了政治野心，其手下又多能人义士，加之与父亲关系交恶，所以李世民妄图篡权。但他不能造父亲的反，于是只能对准哥哥的太子之位。也是机缘巧合，有人借天象诬陷李世民造反，为了替自己辩驳，李世民忽然告诉父亲，哥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与父亲的妃子有染。李渊决定第二天叫几个当事人都到场，开一个调查会议。次日，李建成和李元吉来到玄武门，中了李世民的埋伏，被诛杀。  

　　对于这场政变，孟宪实说应该有两方面评价：一是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但另一方面，李世民发动政变，其血腥手段的恶劣影响也不容低估，后来，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为夺权都采用了类似的手段。

非常容幸来和西安的各位朋友见面，也有一点诚惶诚恐，坐在大唐芙蓉园里面，想当年什么人才能在这里开讲，当年能够在大唐芙蓉园开讲的人，至少应该是白居易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从号称首都的北京那里来到西安，其实在真正的大唐芙蓉园时代，这里才是中华文明的中心，那个时候北京是边远地区，我是从文化边远地区来到文化核心的地区。本人也在全国各地讲过东讲过西，但是每次一来西安不由就矮了半截，因为感到自己文化底蕴不足。我以前到西安来参观陕西省博物馆，第一次看的时候吃了一惊，永远走不完的感觉，感觉比国家博物馆还要庞大、丰富。我就想什么时候能看完，这个博物馆一天看不完吧，秦、汉、隋、唐，几乎要绝望了。可是没有想到，看完唐朝之后迅速的就结束了，唐朝以后在西安人民的眼中不算历史，没什么历史，宋、元、明、清就结束了。这种格局，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给了我一种文化上巨大的压迫感。我长期生活在北京这个地方，一去看北京的故宫、颐和园，觉得这属于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可是拿到西安一比，那不算历史。对于西安人民来说，一千年之内的事情不算历史，一千年以内的东西不值钱，西安人张口就是秦砖汉瓦。

我昨天来到大唐芙蓉园的时候，我在里面徘徊。我感叹唐文化，看着这里的一座座建设，这里大面积的水域，使我感到唐文化本身的魅力。当时我和另外一位朋友说，我觉得唐文化给人的感觉，它不仅仅是“盛大”二字，不仅仅是强盛，同时又一种可亲感，可亲可近，觉得它对你是友好、亲近的，没有给人造成那么大的压迫。而我在北京看北京的故宫，你一进去远远的太和殿，金碧辉煌，也非常伟大，也非常强盛。但是相对来说它不那么可近，不那么可亲，也不可能可爱。它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危压感，走在大理石路面，接近大殿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产生双膝跪下的感觉。那种宏大的超越人承受能力的设计，的确是大地宫，但是太大，大到压迫人灵魂的地步。

我曾经在韩国，不止一次参加过韩国的王宫，韩国人自己叫皇宫，他们叫皇宫，其实是偷换概念，他们没有皇帝，韩国的最高领导人只能叫也“王”，而且是由中国中央政府册封，使用中原年号，韩国古代相当于中国的文化特区，韩国国王跟我们曲江管委会一把手差不多，他们由于过了两天好日子就开始篡改历史了，说他们古代也有皇帝，暂且不跟他们计较。他们把过去皇帝住的地方修了一些房子，说是他们的故宫，中国朋友去参观，欢喜、赞叹一番。可是他那个房子，一个房子本身是新建的，古代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韩国没有真正古代的东西，都是新建的，但是人家很尊重历史，保护文物意识特别强。哪怕这个地方烧的寸土不生，但是他会立一个碑。据我所知，中国最大规模的文物毁坏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造成的。过去不敢讲这个话，今天由于中国太敢于检讨改革开放的失误，我也敢讲这个话。我到韩国看国王住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还要吹嘘。这说明在古代和现代之间，人们有一种心理障碍，其实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我今年恰好在日本，东亚地区的人民普遍对古代，特别是对中国中原地区集权王朝核心的古代怀有极大的向往。

我们今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跟古人相比，这是应该打一个问号的，这是值得疑问的。当时韩国朋友问我：“你对我们韩国的故宫有何感觉？”因为我不好意思打击韩国人民族自尊心。韩国是全国民族自尊心膨胀到不可理喻的一个国家，韩国充满了社会之最，韩国的图腾是**，**屁股摸不得，没有人敢批评韩国的任何缺点。我在一本书中写了表扬韩国的文章，他没有表示感谢，但是有批评韩国人的，韩国政府马上向中国政府告状，企图借用中国政府的权利扼杀我一个知识分子，中国政府宽宏大量，马上不允许我这本书卖了。我们另外有人敢说真话，我另外一位同事，当韩国人问他对韩国故宫有什么感觉？我那位朋友就说：“这不是中国的地主大院嘛。”其实这句话都抬举他，中国真正的地主大院，到山西看，比韩国王宫气派多了，他们只能说是中等地主大院。但是他如此的重视，我们看韩国近些年来越发展经济，越在社会上飞扬跋扈，包括大规模向中国文化渗透，向中国卖大量的，连琼瑶都达不到水平的电视剧，让我们认为韩国是多少礼貌多少发达的国都时，他大力弘扬他的古代。他古代什么都没有，他还要弘扬。包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跟中国产生冲突，把很多产生于中国，起源于中国的东西拿去申遗。两国文化的冲突会不断加深，现在只是一个开始，东亚地区的好戏还在后面。

为什么？为什么越发展现在越重视古代？现代和古代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答案。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今天来在思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因为我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学识。现在科学发展是以每个分科为代表，每个人只能研究一两个学科，你对其他的学科作用一知半解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不知道刚才主持人女士是如何吹嘘我的，本人的专业是搞现代文学研究，古代的文学、古代的文化我知道一点。但是我在社会上可以胡说，有两个地方不敢胡说，一个在北京大学不敢胡说，北京大学有的是古代文学专家，古代文化专家，在他们面前我是学生。第二个不敢胡说的地方是西安，西安随便抓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专家，他可能就对唐朝某一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有一次我到碑林那里去，西安我很熟，来了10多次，就像自己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一样。我到碑林区，有一个人在卖字，我随便问了他几个关于书法方面的问题，结果他很爱说，滔滔不绝给我讲了中国书法史，我很吃惊，使我知道西安的大街小巷都藏龙卧虎。当曲江的同志跟我商量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说我只能讲讲现代与当代的问题，这样我可以避免班门弄斧。正因为西安人对古代比较熟，对现代与当代肯定是轻视的，所以我避一下自己的短处，扬一下自己的长处，讲《现在与当代》的问题。

中国古代那么好，为什么要搞一个现代，还有什么是现代？有些问题你不问很清楚，一问便糊涂了。比如说什么是桌子？当我不问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疑问，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桌子。可是我问你你给桌子下一个定义。假如现在编一个辞典，辞典有一条桌子，你怎么给桌子下定义？桌子是什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很难，桌子是什么，四条腿上面有一个板，就是桌子嘛！还有三条腿，还有四条腿，还有五条腿，还有没有腿的。当一个事情加一个问号的时候就难了。什么是现代？我想大多数人理解现代就是现在，他理解是时间概念，他理解现在和现代都差不多。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除了一个时间性的名词之外，现在是不是可以当形容词用，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的视野就扩大了。比如今年是哪一年？2007年，同样是2007年，我们可以说美国比中国要现代，是可以这样说。中国比非洲要现代，这个现代是一个形容词。它说明了某一种性质，现代是概括某一种性质。这个大厦盖的很现代，我们要修建一个大唐芙蓉园，大唐芙蓉园最好不要搞的太现代。这个时候“现代”都是做形容词用，这个“现代”是什么意思？这个“现代”显然不仅仅是时间概念。否则就不能解释同在2007年怎么会有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现代，一个国家不如另外一个国家现代。所以现代里面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现代是有价值的，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称为现代的东西，500年以后可能还叫“现代”。500年以后的人来看20世纪、21世纪人的时候，可能并不说那是古代的人，可能说那是现代的人。至于他们那个时候叫什么，人家可能另外起了名字，可能另有概念，这个现代可能是定性的一个不可更改的概念。

比如说我一说鲁迅先生，大家知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现代作家。鲁迅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我们说这是现代文学作品，《狂人日记》离今天快100年了，我们并没有因为距离就把它归到古代，算古代作品。不行，不因为时间的久远就能改变它的性质，现代很复杂，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现代跟古代不是一个时间发展自然产生的一个转变。不然唐朝的时候怎么自己不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叫“现代”，宋代文学作品不叫“现代”。如果每个时代都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叫“现代”，那就乱了。当李白、杜甫写诗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咱们在写现代诗，也没有说咱们在写新诗。但是那个时候五绝、七律有一个共同的名目叫“今体诗”，后来有人叫“近体诗”。他们当时所说的在时间角度上来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现代文学。因为他们写的不是诗经时代的作品，写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他们人为的现代文学。但是当时并没有“现代”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一想起中华文明代表性的时代就是汉唐。它到底好在哪儿？很多人说好在国家强大，但如果光说国家强大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国家强大时代很多。明朝、清朝，其实元朝国家都很强大。我们这个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想打谁打谁，大家我们不打。中华民族之所以5000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在于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化模式。他自身强大但并不随便欺负别人。中华民族所生存的土地上进行最多的战争是反侵略战争，并不是没事霸占别人的土地，掠夺别人的资源。那样的帝国是命不长久的，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上隔几百年大规模侵犯一番，但是不要紧。谈到汉唐盛世的时候，不是国家强大的问题，你为什么感觉汉唐有魅力？在国家之外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人”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过的好。当然不能说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过的好，总有特例。我们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大部分人过的很好，物质文明好、精神文明好，生活重新了希望，人的生存空间是广大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它有多么大的疆域、领土，从领土来说清朝领土是最大的，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地域特别广大，整个东亚、北亚都是我们的。但是好像很多人并不喜欢生活在清代，清朝早期特别是乾隆盛事，乾隆统治的60年，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大丰收，人口繁衍非常快。据说中国很早就达到4亿人口，人民过的单从物质角度不是不好，但是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清朝，很多人愿意生活在宋朝，知识分子喜欢生活在宋朝，宋朝重文轻武。

所谓的汉唐盛世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的精神生存空间极为广大，人长到青少年的时候觉得天高任鸟飞，这个世界只要我好好奋斗或者好好学习，读四书五经，或者练一身武艺，或者搞一个企业。总之你充满了希望，人人都有建功立业的渴望。你看李白这样的人，一说李白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其实这是我们后人的看法，这不是李白自己的梦想。你问李白像当什么，他才不想当诗人、文学家。他哪一首诗说我想当诗人、文学家？李白要当什么？要当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白认为自己的才华了不起，要当宰相。李白这种人，我们今天回过头看，他政治上没有那么大的才华，政治才能没那么高。他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组织能力可能比贾平凹老师、陈忠实老师差一些，可能给他一个作协主席他当不了。但是他有这个雄心壮志，他觉得国家提供了这个舞台，只要我奋斗我都有机会。所以你看李白每天都愤愤不平，总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不起他。其实够对得起他了，没看李白从事过任何生产。就是想当官，只要给他当官的机会，他高高兴兴就去了。因为当不上所以发牢骚，发了一辈子牢骚也没有当上，但是他发的牢骚成了伟大的作品，所以他成为伟大的诗人是他的附产品。他发的牢骚是真言，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心情，代表了许许多多从青少年开始努力奋斗但是个人理想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的这些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一读李白说的太好了，社会太很黑暗了，所以人人喜欢读李白。包括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赞美。为什么他赞美的好？因为他赞美的自然景观里面有人，他写的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站在那儿，人如果不伟大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是他一写三千尺，你觉得就是对，伟大。李白发一个愁，烦恼一下就比我们伟大得多。白发三千丈，我们明明知道这不符合科学，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深仇大恨的时候都写不这样的诗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广阔的精神空间。像李白这样一个游手好闲之辈，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后世很多诗人成了政府官员，从小找老师练习写诗，但是他们写的诗不如李白。因为李白的诗是从心里面直接生长出来的。你觉得李白说的话就像今天的白话文一样，李白的诗不需要注解，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孔子说、孟子说了吗？都没有，就是李太白自己说，他一说你就不能说了。最伟大的东西貌似谁都能说但是谁都没说过，他说过了这就是伟大。

生活在唐朝那个时候给人激动给人向往，可是历史不可重现。从初唐到盛唐这样的盛世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一场安史之乱就使唐朝走向一个转折点。所以大历史学家陈硬科（音）先生说，中唐不仅是唐朝之中，它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转折点，中唐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再没有那么伟大的景象了。安史之乱之后可以吹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盖了多少高楼大厦，这些代表人民的幸福吗？这些一点不值得吹嘘，只要人干活，人吃饭，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经济自然会增长，经济有他自然增长的速度，有一个自然的再生产，不论什么领导人领导。所以人民需要警惕，不要把经济增长都归功于领导人，跟领导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只要没有打仗，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一个傻子领导国家国家经济增长率也在5%左右。历朝历代那么多昏君怎么经济还在增长，可是你经济增长人家不愿意活在你这个时代，人家愿意活在唐朝。对于知识分子还喜欢活在宋朝，因为宋朝重视知识分子，可是宋朝的格局已经小了，宋朝最伟大的文学家是苏东坡。其实我更向往苏东坡，苏东坡是全才，李白不是全才，但是苏东坡即使是全才但是达不到李白的气象，勉强达到白居易。因为这个国家格局小，不是所有那么多人都活的有希望，宋朝人活的有点憋屈，不那么开阔。宋朝虽然有武松这样的英雄，但是是以他的弟弟武大郎为代价的。你不要光看武松，没有武大郎怎么会有武松？正因为他弟弟正因为长的矮小有那样的下场，所以才出了武松。宋朝对大多数人来说活的不错，但是没有唐朝的气象。

我们今天往往以为所谓封建社会是专治社会，人民没有自由，这都是一些空谈，这都是抽象的理论。谁告诉你古代人民生活在专治社会，没有自由，你看了吗？你不能用书本上干巴巴的理论去推理，事实不是这样。你看古代的《史料》看古代的文学作品，越古代越自由。我想大家不会有疑问原始社会最自由。你说奴隶社会因为有奴隶不自由，它其实是一种规定，你是我的奴隶，其实奴隶每天干什么，奴隶主并不管，他也看不见。封建社会大部分时间内人民也很自由，他名义上是普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这是一种理论这是一种法律，实际上你在家里骂皇上谁知道，你干的很多事情国家不知道，国家也不管。因为国家很弱小，这个国家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事情是人民自治，皇权不蔓延到县级以下。全国官员很少，全国几千个当官的，他管谁去？现在你看看随便一个乡政府有多少公务员，你就知道你现在哪里有自由。现在不要说骂党和国家领导人，你骂你单位的领导人，现在你干了坏事你很难跑掉，你有身份证，有住宅，有QQ。所以越现代越专治，国家有没有能力控制他的成员。古代很小没有能力控制人民，所以大部分是由士绅管理，知识分子不好好管理，良心坏了的就是劣绅，良心没有坏的是良绅。大部分地方是老百姓自己管理，因为自己管理事实上它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社会，很多事情用不找上访。现在为什么有些地方领导人贴出一条大标语“上访可耻”，要我说说出这句话的领导是不要脸的，但是这也说明上访给地方领导造成压力。古代没有上访的，有那么几个，有血海深仇的，半路拦着官员的轿子，那都写到戏曲里面了。可是封建社会越往后发展，人的精神空间就越小。发展到明朝、清朝的时候，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很强大，你要看每年收了多少税。看这个数字国家是了不起的国家，比唐朝经济数字大得多，很多唐朝人没有享受过、消费过的东西，明朝人在享受，清朝人在消费。到清朝中期之后，这个国家从物质文明角度说是世界上绝对的一流国家，比今天的美国牛的多。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21:55 编辑 ]

今天经常到处讲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常说清朝为什么被人打败，我们今天解释这段历史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给老百姓造成的印象就是我们清朝的时候落后了，人家比我们先进，所以人家打我们。什么叫“落后”，是指我们经济不够强大？是指我们没有金子、银子，没有钱？在鸦片战争，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1/3，比今年美国牛的多，今天美国才占全世界多少。那时候全国上下没有天灾人祸，人民过的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大部分人民都吸毒。我们今天说吸毒是我们社会一个重要问题，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吸毒是人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才吸毒。没有精神追求的情况下他就吸毒，如果不解决人民的精神需求，单纯的用我们无数的武警去拦堵，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人民没事干，他只好吸毒。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民幸福到这个程度，大部分男子都吸毒。所以今天鸦片烟枪都成了文物，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精致到一种艺术品的境界。但是我们今天把它作为国耻不好意思拿出来展览。但是我想有一天都可以办成烟具博物馆，鸦片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并不是这个国家经济不行，而是这个国家经济已经到极端了，你看看明清的白话小说，看看当时的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除了吸毒，就是性解放，我们今天说这个性解放很多人向欧美学习性解放。根本不用，他都是跟咱们老祖宗学的，都是明朝、清朝完剩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新的。但是一个国家到了那种程度，人民没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追求的时候就危险了。所以尽管这么舒服，这么享受，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你愿意到乾隆时代、嘉庆时代吗？不愿意。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说明其实人的本能中不光是要吃喝玩乐，除了吃喝玩乐有一种高层次的追求，我要有一个无限的发展空间，他宁可骑着马，找不到旅店，他愿意游历，想象自己将来建功立业。为什么很多领导人喜欢干工程，这也是人的本能。我好不容当个官，我要留个东西给后人，每个人都想留下点政绩。据说有一个县盖了一个巨大的工程叫“**”，被中央知道给严厉取缔了。说你要造反还盖**，他说我们这里人民一辈子没有见过**，我盖一个让老百姓看看，中央说那你们这里人没有见过领导人，你也想当当让你们当地人民看看？人们都想留点东西，但是你活在嘉庆年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事可以干。

还有一个问题是言论不自由。经济高度发展，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多，开始炒股，买房地产，但是一个人就这么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天天都让你说这个国家好，把话筒一对着你，你就得无耻的赞美改革开放的大好成就。人人如此，不是这样吗？很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社会上有这么多问题，一些胆大的媒体可以报道，总理报告可以说。但是老百姓不能随便说，特别是老百姓不能在媒体上说。我们在电视上无数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记者在地里采访一个老大爷，说：“你的茄子为什么长这么好？”老大爷说：“国家政策好。”没有人训练他，他为什么这么说，茄子长的好是事实，国家政策好是事实。但是它们有什么联系？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活着就没有意思，人没有丰富的各抒己见的空间。而鸦片战争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好的文学，可能有好的文学吗？你看看李白的诗，他含沙射影都在讽刺统治者，但是也没把他怎么样。到宋朝的时候也是这样，统治者都是大文学家，都没有把知识分子怎么样，他觉得国家多元化，知识分子就愿意胡说，胡说胡说社会就安定、和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让人民说话。啥叫“和谐社会”，“和谐”这两个字怎么写，“和”就是一个“口”和一个禾苗的“禾”，就是让人们张口有饭吃，“谐”就是一个“言”一个“皆”，就是人人都可以讲话。清朝就是这样，满清统治者很勤奋，他骨子有一种文化自卑，他老觉得自己是满族的，文化跟不上，还老自卑不让别人发言批评他。所以清朝是文字狱最厉害的时代，因为有那么多文字狱的事例，使知识分子三缄其口，说话小心翼。国家出了那么多毛病，提意见的人少，有的人勇于提意见结果死了。清朝整体上来说没有多么宏大的大规模的一流文学作品。只有一部文学作品特别了不起叫《红楼梦》，但是被称为一曲晚歌。出了《红楼梦》清朝就快结束了。外表看着红红火火，里面早都烂了，一旦塌了就没有办法拯救，这一天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到来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我不用多讲，我们中国是屡战屡败。换一个角度说，很了不起屡败屡战。中华民族被打了60多年。打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整个民族自尊心被打烂了，一个民族被打败，最重要是民族自信心被打掉。被打掉民族自信心之后，可怕的后果一直蔓延到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直不起腰，这就是一次一次被人家打的。而且到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被别人打败？总以为是经济落后，当时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说我们大炮不如人家，我们就改良大炮，我们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最大口径的大炮，人家有什么我们有什么，人家有铁路我们迅速修了很多条铁路。我们办了邮局、电报，什么都办了。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一点不亚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30年洋务运动从经济角度上说使中国面貌一新。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一样，家家都有彩电、电视机，差不多这样。但是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以为了不起了，北洋舰队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港口的时候，把日本人吓得要死。结果黄海一战怎么样？被杀的片甲无回。我在日本参观，我看到北洋水师被人家俘虏的军舰，放在那里让人家参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历史发展到这里，中国人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落后在哪里？我们那个时候跟日本比，有的是钱。日本穷的不得了，日本穷的买军舰没有多少钱，天皇带头捐款，天皇、皇后、皇后的妃子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鼓励前线战士，一定要打败腐败的大清朝，全国人民都捐款。就像当年老乡支援八路军那样的捐款。而咱们这边？富豪遍地，到处都是一片一片民营企业家，没看到谁给北洋水师捐款，好不容易有钱了，被慈禧拿去修建颐和园。两个国家情况如此不同，结果人家把你打败了。 《马关条约》不知道在下朋友知道不知道，要求赔偿多少白银？2亿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全国人民不干活四年就够吃了，经济照样发展。有这笔钱，日本开始起动现代化建设脚步。这个条约一签订，所有日本企业家马上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买了一支最好的股票，人人都发了财，这个国家怎么不先进。这不是人家强盛了打我们，是人家励精图治把你打败然后才强盛，它的现代是这样来的。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22:01 编辑 ]

我们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这时候才明白，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物质文明，这些都是小菜。关键在于要改变人的灵魂，日本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怎么敢打大清朝呢？再往前想，当年满清怎么敢打大明朝呢？努尔哈赤最后进入山海关，拿下大明江山的时候人口最多100万，大明有1亿人口。这是为什么？是钱的问题？是武器的问题吗？都不是，是人的精神空间的问题。他有那么大精神空间，他敢于想象，我能够进入山海关能统治你们1亿人，我敢做你们皇上。但是大明朝天天就是防御，他没有想过攻打别人。后来做的还不错，发展经济，特别是清朝前几个皇帝，把经济搞的很好，疆域扩的很大，而且人口迅速由1亿开始翻番，发展到4亿人口，4万万中国人。我们说的4万万中国人到清朝中后期就达到了。但是人口从此增长极为缓慢，一直到1949年，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居然没怎么增长，这很奇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现在，才50年，人口多少了？现在政府宣布了13亿，有专家说其实16亿。因为好多人口统计不上来。50年翻了这么多番。可是100年人口没怎么动，以前难道搞计划生育政策了吗？没有，没有搞。生的人哪儿去了？看看数字就知道了，那些年人口过的日子怎么样就可以看出来了，要么饿死了，要么被打死了。不用说新中国取得多少辉煌的成就，不用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你看总帐，光人口一项就足以证明新中国的了不起。人均寿命增长，由30多岁增长到60多岁，人口巨大增加。

　　这一切怎么来的？到19世纪末，中国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在于灵魂，在于精神空间，必须扩展这个精神空间，使人人活的像个人样。当时比如说日本人，我们今天提起来日本人很反感，一说日本鬼子，去掉一点民族情绪，我们客观看日本人。当时活的很穷，但是他有一个精神空间在，我好好学习，我好好练武，留学也好，在国家学习也有将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计划，我有一个很大的事业等着我，那个事业就在亚洲，就在满洲，就在华北。我们中国人看就是侵略野心，侵略野心也好，对一个日本小伙子来说这就是他伟大的人生理想，他有了这样的理想他就活的顶天立地，他就活的有滋有味。当年的日本步兵练习刺杀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靶子，上面有一个人口，画的李鸿章。他是日本头号仇敌。北洋水师舰队到了日本之后，就像美国大兵到了伊拉克一样。所以日本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憋了一口气，到中国人随便烧杀抢掠。所以他们练刺杀的时候就是都是李鸿章。所以我们想日本鬼子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战斗力是怎么来的？日本鬼子为什么不怕死？他们的顽强能力超过八路军、解放军。因为他有精神上特殊的发展模式。

　　我们自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就开始转而进行中国人精神建设，精神启蒙的工作。下面到孙中山这一代，他们想改进中国的体制，但是改来改去又出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就是有了孙中山等人革命思想后，**帝制，变成共和国了。辛亥革命一个乐天派成就把皇帝**了，大家认为共和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投票选取领导人国家能不强大吗？大家天真的这样以为。但是没有想，日本还是个君主国，英国还是君主国，人家并没有把国王、天皇绞死。强大的国家整体都是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有总理是一把手的，有首相是一把手，有总统是一把手，有国王是一把手，还有皇帝是一把手，分了很多很多种。不能说哪个政体就绝对进步，哪个政体绝对带来民族的富强。美国打伊拉克，有一个记者说伊拉克是专治的国家，其实不是，伊拉克是民族国家，周围都是王国。美国为什么不**别的政权，为什么非要**伊拉克，非要打萨达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穷”。辛亥革命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可好了，没有皇帝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皇帝不如有皇帝，人民更苦难，社会更黑暗。老舍有一个作品叫《茶馆》，茶馆里有一个松二爷他有一个经典的台词：“想起来大清朝不见得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民国更差，北洋政府时代的民国更差。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说选谁选，是人民选的嘛。所谓的民主从而不可能真正代表贫民百姓的利益，只不过给你一个名誉，给你一个幻想，告诉你代表了你的利益。当然北洋政府做的很过分，直接贿选，这是政府不成熟的表现，其实百姓被舆论洗了脑。花钱就是为了欺骗人民，给人民洗脑。你最后稀里糊涂投了票，投票的你不是真的你。当然有时候也误打误撞代表了你的权利。北洋政府时代继续过着苦日子，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政府继续卖国，一直签订不平等条约。

　　后来的历史我们叫现代史。现代史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为什么从五四运动叫现代？简单说从1900到算，或者从辛亥革命算，这样不行吗？不行，可见现代不是随便的称谓，必须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搞现代文学人来说，现代文学开始于1917年，为什么1917年？因为有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陈独秀办的一个杂志《新青年》。1917年创刊，有了《新青年》中国有了新的世纪，新在哪里，现代在什么地方？在《新青年》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章，现在我们是一个杂志时代，媒体时代。但是很多杂志、媒体都是垃圾，很多年之后就会烟消云散，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新青年》。现在有出版商跟我联系，把《新青年》文章再版。有些不符合现在政策再版不了。《新青年》上有一个人叫周作人，发表两篇重要的文章，他是鲁迅的弟弟。鲁迅在新文化的早期他没有他弟弟有名，周作人更有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后来有一个叫鲁迅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狂人日记》一下子有名了，鲁迅是这样有名的。周作人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叫《人的文学》一篇叫《贫民的文学》。这两篇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所以我们今天一想到现代文学，不能说现代文学是用白话文写的文学，不是这么简单，用白话文写文章并不始于“五四”，很早就有人写白话文了。胡适写了白话文学史，其实在古代就有白话文。在唐朝就有，只是不是主流，没有受到重视。宋朝就有很多白话文，明朝其实最早用白话文办刊物的是传播基督教的教师。他为了给百姓启蒙，写了白话文。革命党人发现这些东西可以启蒙，也用这些办报纸。到五四成了主流、气侯。新文化不是形式是内容，周作人为什么提出人的文学？说我们以前的文学不重视“人”，不是“人”的文学，什么是“人”这个问题就提出来，这个“人”是相对于国家而说的，相对于组织，相对于社会来说的。周作人认为以前的文学中不重视人个体的独立性，不重视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的尊严，我们的人只是一个生物性的人。所以他提出一个现代人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人，国家不可能真正强大。当然周作人的思想也是鲁迅的思想，他们兄弟两个很多文章是一块写的。更加重视人这个问题是鲁迅。鲁迅一生他的社会立场、政治立场有变化，但是他始终都强调个体人的重要性。鲁迅的作品到底伟大在哪里？今天很多种学生朋友不喜欢鲁迅的作品，因为中学教育很僵化，把鲁迅讲的很吓人，搞的学生很厌烦。那一套教学是要改革的，那一套教学阻碍我们理解真正的鲁迅。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这么高，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他空前的强调“人”的个体尊严，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想法。

　　周作人另一篇文章叫《贫民文学》，他说以前的文学主要写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们从今以后要以贫民为文学的主人公，要以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我们看周作人这个认识，这个贫民文学认识是一个破天荒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思想跟几十年以后江青的文艺思想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四人帮”简单看是坏的，是因为我们今天处在右派当权的时代，认为左派是错的。但是再过几十年我想他们的思想会得到客观评价。江青说的话跟周作人差不多，他说：“充斥我们舞台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百姓在哪里，所以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表现当代生活，表示火热的现代生活。这个思想在周作人那里就有的，可是同样的话从江青嘴里说出来，大家觉得是“四人帮”说的话没有价值，从周作人嘴里说出来就是对的。但是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他后来当了汉奸是后来的事情有国法来惩罚。但是他在文化上有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一想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写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少数写了贫民百姓但不是作为主要人物来说。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同情对象、可怜对象写的，但是能这样写已经很了不起的。比如我们今天很重视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他能看到买炭翁的痛苦，我们说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是觉得自己过的好，不容易看到别人受穷，一个知识分子的同情心，他没有想怎么改变他的命运，改变社会两极分化，他只是同情。但是那个时候能做到同情很了不起。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要真正强盛，贫民百姓必须获得更大的权利，而且获得独立的做人的尊严和价值。所以现代文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写在现代的就叫现代文学，那不一定。过去对现代文学是有一个定义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学中文的朋友或者有没有大学生，如果过去学过现代文学肯定有这样的定义，现代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我们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定义现代文学的性质。这个话有点太大，因为社会是半殖民地，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装到这个筐里面。后来我们学术界，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加了一句，我们现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我觉得这个定义更重要，而且这个任务到现在没有完成，中间也没有完成过。“反帝反封建”我们曾经差不多完成了，比如说“反帝”，“反帝”这个工作，在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完成一部分。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家正确独立了，这个国土上没有一卒一兵外国人。韩国说你厉害，国土上住着3万美国大兵，你有什么脸面说你是自由国家，民族国家。反帝的工作我们1949年基本完成，特别是随后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打败过美国的国家，而且是两次，一次在朝鲜，一次在越南。所以反帝的工作在毛泽东时代完成，反封建工作完成一半，但是改造民族灵魂这个工作做的最不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任务，包括陈衷实、贾平凹老师，他们的任务还在改造民族灵魂。现在的作家如果不和改造灵魂挂在一起，可能就没有价值。鲁迅的作品独特的价值不是在于用白话文写，而且鲁迅的白话文比文言还难懂，让普通老百姓读小说，让他读鲁迅的作品还是非白话文的《三国演义》，他肯定选《三国演义》，这不需要翻译。一读鲁迅的作品难懂。鲁迅作品的价值在哪里？在于写现代人的灵魂，重视人的尊严，重视贫民，在古代的文学作品里有祥林嫂这样的形象吗？有阿Q这样的形象吗？古代说祥林嫂顶多说生活很贫穷有克服相。但是鲁迅写了祥林嫂让你永远忘不了这个形象，什么刺激性的形象也没有，但是你读过之后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好不是老师灌输给我们的，一个外国人读了都忘不了，留学生没有受到我们的教育，政府也说鲁迅好，老师也说鲁迅好，他不知道，他说我最喜欢鲁迅的作品就是《孔乙己》和增《祝福》，孔乙己那个小说也没有写什么复杂的情节，因为写出灵魂了。他们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主人公，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成了镁光灯的聚焦点成了主人。在《祝福》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我，这个“我”当然不能完全理解为鲁迅，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故事。但是代表他的心理，他和祥林嫂对话的时候，他对祥林嫂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尊重祥林嫂的灵魂。鲁迅的作品它有一个伟大之处是他从来不写人民物质生活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没有，这是他高于一般革命作家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22:10 编辑 ]

我们很多革命作家带着阶级斗争的情感，一写就把地主老财写的特别坏，催租、逼债。你看鲁迅的作品里什么写地主把劳动人民抓来打的半死，从来没有。鲁迅作品写的是劳动人民到地主家干活很好，祥林嫂到地主家后竟然白胖了。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鲁迅小说评点，我写过，在鲁迅小说下写到谁白胖了不是一件好事。鲁迅写人民精神上受到的压迫，祥林嫂是怎么死的？是路四老爷不给她工钱吗？是每天让他工作16个小时不她睡觉吗？他不是累死的，是不让他干活，他死最重要一个原因是不让他干活，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当然你说对人民残酷剥削，让人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不对的。但那是简单的压迫。劳动人民有正常的劳动权，你让他劳动是对他人格的尊重。可是祥林嫂到过年的时候要参加祝福，突然这个权利被剥夺了，他灵魂就崩溃了，她作为人的精神支柱没有了。以前谁注意过一个普通劳动者有尊严有精神支柱，没有。鲁迅有，《祝福》里“我”遇到祥林嫂的时候，祥林嫂精神上恍恍惚惚，她唯一的希望死后见到自己的亲人，见到自己的丈夫，见到自己的“阿毛”，他就问知识分子我，你是有学问的，我向你打听一件事，人死了之后可是有魂灵的。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你在南大街遇到这么一个老太婆，然后问你人死了之后可是有魂灵的，你如何回答，你可能说：“去去去，赶到一边。”或者你良心比较好，你告诉他，封建迷信哪有什么灵魂，人死了就死了。当你这样说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好心人，可是《祝福》里的这个我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知道，希望人死后还有魂灵，是此时祥林嫂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她灵魂里唯一的一盏灯。她现在就希望死后有魂灵，你告诉他唯物主义的话，告诉他科学观念。科学是为了什么？科学是为了杀人吗？科学应该是为了救人。当科学不能救人的时候，当科学只能杀人的时候我们只能放弃科学。所以在人人都呼吁发展的时代，鲁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叫“迷信可存”，要保存迷信。迷信是有用的，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然后扼杀。以前前苏联要整政治领导人就说他换了精神病，后来说他酗酒，反正得假一个罪名。我们现在说反迷信这都成了罪名，还有反人类罪。这些罪名恰恰是不科学的。所以那个“我”没简单对祥林嫂进行科学启蒙，他犹犹豫豫说可能有吧，或许有吧。他给祥林嫂一个希望，而且还反省自己，他为自己没有为祥林嫂找到好的生存之路感到羞愧。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在贫民百姓之前低下了高昂的头颅，觉得自己有愧。

　　所以从此开始这个文学才能叫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文学。而不仅因为写在1922年1918年才叫现代，因为你的性质从根本上改变了。所以从此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时代。而其他的各国怎么进入现代的，我们刚才说从物质层面上打人家、杀人家、抢人家。从国内建设上，怎么变成这么强有力的，虽然没什么钱，还是组织一支军队打人家，组织起来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中国4万万人口，为什么打不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就因为你人虽多，但是是一盘散沙，每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是一粒粒的沙子，人家是一粒粒的石头。在西方叫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干什么？不是作家、画家弄分化学业吹牛。我想现在很多家长不同意自己的孩子考文学专家，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文学是没有用的，甚至将来找不到工作。我不是跟大家顺便做招生宣传，我改变一个观念，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京大学分配最好的一个专业，我们的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每年是北大最早完成分配计划，我们的本科生除了读研究生出国之外，几乎全被中国一流的单位瓜分一空。不是国务院，就是人民日报，要么去某个大公司、机关。当然不是所有的中文系都是这样，我要说的文学看上去没有用，实际上是最有用的。凡是强大的国家必有强大的文学，没有强大的文学的国家强大不了，偶尔强盛必然要衰落。文艺复兴它的一个功能把它的国民由一盘散沙组织起来，使他们具有统一的信仰、目的，统一的联络符号，统一的想象力，所以他能够几千个人就能飘洋过海打4万万人口的国家。鸦片战争人家开几艘破船打你，为什么消灭不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气质。他就有这个胆略，他想象的空间非常巨大，这片我已经是主人了。而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活的很萎缩，人家通过一个漫长的现代文学把它的国家组织起来了，不是先发财，是先立人。先把人立起来了，国就立起来了，然后4发财致富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绍兴的周氏三兄弟后来把名字改为跟人有关的，老大叫“周树人”老二叫“周作人”老三叫“周建人”。我们现代文学史上周氏三兄弟，其文化存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宋氏三姐妹。他们认识到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鲁迅在早期的文章中说人即得以立，人立起来了，人的国家不可能不强大，所以现代文学背后的强大意义是组织强大的国家，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说他政府怎么样，政府是表面的东西，国家精神强大了，肯定能选出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就是在人民土壤上长起来的植物、树木，人民没有精神，怎么能有好的人民代言人，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终于明白了一点道理。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这儿，可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非常艰难有很多曲折。一个曲折就是鲁迅等人建立的现代文学很好，是人的文学是贫民的文学，这些我们现在看来都很伟大，可是我们还要看效果。一个文学再好，最后得在人民中间发生实际的阅读效果。鲁迅的小说写的这么好这么深刻，我们今天人怎么知道，是通过教科书知道的。有谁没事到图书馆借鲁迅的书看，很少。我们知道鲁迅主要是通过中学语文教材。在鲁迅活的时候很少有作品进入教材，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知道鲁迅。包括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知道鲁迅的名字，但是说鲁迅写什么，顶多说几个名字。

　　所以这里现代文学就有一个问题，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替代品，可是人民并不选择这个替代品。人民当时阅读的并不是鲁迅等人的小说，不是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矛盾，不是这些，他们读的还是《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西游记》，还有《聊斋志异》，还有当时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我们今天改鸳鸯蝴蝶派。人民大众普遍阅读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品，他们读不了鲁迅。假如说鲁迅的思想迅速得到传播的话，中国变化太快了，中国的今天远不是这样，不至于到21世纪现在这个时候我才到大唐芙蓉园讲这番话。为什么？就因为鲁迅他们所创造的文学跟人民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尽管他说我是贫民文学，祥林嫂形象写的好。如果没有我的讲解，很多朋友自己阅读不会读出这些意思，这些意思是通过我们学者研究发现出来，发现了讲给你。就好像买一件衣服，你没有翻它的兜，没发现里面有金银财宝。通过学者给你发掘出来。所以鲁迅的作品跟人民是有距离的，尽管他为人民，可是人民不领情。就像鲁迅的一篇作品《药》，《药》里面写的革命者，革命者是为了救人民而牺牲。可是人民并不知道，人民不但不知道，人民还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一块镇压他，他死了之后人民还要拿馒头占他的血，吃人血馒头。鲁迅药写的太好了，写的深入人心。其实古往今来，先决者和民众的关系往往如此。如果先决者能够被民众理解，历史就简单了。历史就复杂在要救人民的人反被人民所害，这是最沉重的悲剧。《药》里面写的革命者夏雨，他关在监狱里还在进行革命宣传，他对狱卒说，这大清得天下本来是咱们大家的，他还在选择革命。但是狱卒并不听他的，他说大清的天下怎么是大家的，是皇上的。过去给他两个耳光。他要救的群众不领情，群众还要打他。当然狱卒属于被压迫阶级。鲁迅写的这个沉痛的悲剧就落到他自己的身上，很多人民不了解鲁迅，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骂鲁迅。他并不知道没有鲁迅过不上今天的日子，没有鲁迅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你以为今天的社会仅仅是政治家运作的结果吗？你以为是蒋介石、毛泽东给了你今天的生活？不是。没有鲁迅、毛泽东的思想不可能是那个思想。可是问题是鲁迅的思想离人民远，鲁迅的《呐喊》、《彷徨》，那么有名的作品当时印了几千本。中国4万万人口，一本书印几千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几千人读鲁迅的作品，所以中国进步太慢了。所以现代文学发展了大概10年之后，到1927年左右，28年以后到了30年代，文学界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说咱们斗争的半天，人民大众并不读咱们的小说，忽然发现人民大众不读自己的作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鲁迅的母亲是个文学爱好者，鲁迅家的老太太并不读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母亲喜欢读谁的小说？张恨水，她天天要读张恨水的小说。鲁迅是个孝子，鲁迅就得给她买张恨水的小说读，鲁迅心里很不是滋味，鲁迅白天写文章批判张恨水，晚上买书给母亲读。有一天傍晚，鲁迅跟几个客人聊天，那天老太太比较高兴，老太太跟鲁迅说，我听说你也写小说，你写什么小说拿来给我看看。鲁迅很高兴，今天老太太要读儿子的小说，很高兴到楼上拿了一本《呐喊》。老太太翻一翻，看了一会儿，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写的不都是咱们家乡那写破事嘛。”老太太不爱看，老太太很平反的话里面，说出来两个重要问。

　　这两个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见，劳动人民的话就看你会不会分析，你一分析就收益无穷，老太太虽然一句话就击中要害。老太太说写作品要有意思，光有深刻的思想不行要有意思。没有意思板着长长的面孔，这样的作品再好，它的作用会打折扣。其实鲁迅的作品还有意思，但是那个意思太深，必须有很深的文化修养才能体会那个意思。我读鲁迅作品经常哈哈大笑，但是很多人不会哈哈大笑，因为他体会不到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今天鼓吹金庸的小说，因为同样深刻的思想，金庸写的更有意思，金庸小说有很多深刻的意思还有普通的意思，通俗易懂，这一点张恨水就做到了。第二点，老太太说的话，“这不都是咱们家乡的那些事嘛，那些普通的事。”她又说了一个问题，只写那些普普通通大家都见过的事，时间长了大家不爱看了，文学作品吸引人的要素在于传奇。你看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叫《传奇》，张爱玲有一本书叫《传奇》，“传奇”这个词很好。文学不能老写日常，你也知道我也知道，要写一点人们没有见过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老太太一句话点拨了整个中国文学。所以中国文学第二的10年改变了面貌，第一个10年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第二个时代涌现了一批写的很有意思很传奇的作家，矛盾、老舍、巴金、曹禺。他们不是五四时候的作家，他们是第二代作家，是30年代涌现出来的，他们写的作品就很好看，就很有意思，很引人入胜，同时又深刻的思想。矛盾的《子夜》《三部曲》《邻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有了这样一批琳琅满目的作品，现代文学大丰收了，再加上很多诗歌、散文，朱自清那些人，徐志摩这些人。现代文学到第二的10年才丰收，才敢跟古代文学叫板，说现代文学也可以写出深刻的思想。

　　30年代的时候中国文学发展有一个不错的势头，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作品还不是最畅销的。30年代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是革命文学。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对革命怀疑，对革命失望，甚至是**的时代，今天谁提倡革命好像很可笑，我们认为革命文学是政府提倡的，不是。革命文学是人民本能的拥护，本能的喜欢，因为在30年代是人民要求革命的时代，是人民需要革命的时代，人民不革命，祥林嫂怎么办？阿Q怎么办？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文学是受到政府压迫的，政府压迫革命文学，而人民喜欢革命文学，所以革命文学最畅销。所以有些革命作家，别看作品写的凄凄惨惨、哭哭啼啼。其实书一旦卖出去就得到不小的稿费。革命文学其实占据非常大的市场，矛盾等人的文学也是因为跟革命挂了钩，里面局部、侧面的反映了革命，所以才更受欢迎。正因为中国处在革命的时代。可是这个现代文学发展的脚步，到了1937年就被抗日战争给打断了。抗日战争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不能说抗日战争不对。抗日战争当然是对的。抗日战争人民流离失所，全国人民活的很惨，这不怨抗战。就像文化大革命前期天下很混乱，很多人被批斗，这是不是文革不对？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反腐败？不应该反官僚主义？事情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天下乱了，没有秩序，很多人必然要倒霉，革命了玉石俱焚，不然怎么叫“革命”？你要检讨为什么会发展革命，你想办法制止革命不就完了嘛。抗战也一样，如果大家都投降了，当然经济会照常发展，人民也不会流离失所。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我们要抗战，抗战就要付出代价，文化也要承受很大的损失。抗战带来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变化，整个文学作家的大迁移，民族出了大事，我们的东部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特别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最后到广州都沦陷了，东三省沦陷更遭。所以作家大规模迁徙，都到大后方去了。作家队伍的调整，改变了现代文学的性质。所以这个时候救亡文学压倒了一切，抗日是头等大事。有少数作家想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抗日时期写的文学未必都要抗日，结果遭到大家的批判。双方都有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抗战是头等大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作家分三大块，一块是国统区，一块是解放区，一块是沦陷区。我们国家分了三大块，主要的老作家或者作家队伍的主力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沦陷区一时之间成了真空，但是留下了一个作家就是周作人。这里我们不是讲周作人，要讲周作人可以讲一天。周作人因为种种原因就留下了，他不是要当汉奸，他舍不得北平的生活，种种原因留下来了。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一个独立的人，我不抗战也不当汉奸行吗？不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不想当就当皇军的顺民，由于他的地位，种种原因迫使之下，他当了日本人统治下很大的官。并不是在日本人手下工作都是汉奸，人要过日子，侵略者来了我谋一个职是对的。但是周作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按照**的法律还是**的法律错的。他是一个作家，当时有人给他发电报让他抄道南来，他就是不去。最后很悲惨，晚节不报。沦陷区作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所以通俗文学极为发达，这跟政治格局是有关的。我们武侠小说的主力都在沦陷区，有了这批小说家后来产生了金庸、古龙更多作家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一开始都写解放文学，后来开始写国民批判，继承鲁迅的精神。现代文学都是高举鲁迅的旗帜。国统区、解放区的作家我们都可以单独做一场报告讲他们的发展概况。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40年代的时候，由于种种内因、外因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格局，这并不是完全是作家自己努力的，是多元化。你把原来金鹰文学和鸳鸯派文学是斗争的，互相看不起，比如鲁迅看不起张恨水，张恨水佩服鲁迅。但是不一定佩服别的人。现在抗战了，大家必须团结，在一个抗战的大旗下“百花齐放”。中国到40年代的时候，既有革命文学，也有**文学，有分化学业的文学，有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各个类型很发达，武侠很发达，震撼很发达，言情很发达，什么文学都有，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乡土文学还分很多种。用五四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用周作人文学标准来衡量又上了一个台阶，鲁迅知道自己的作品传播面有限，鲁迅赞成文学大众化。但是他说文学大众化恐非一句空话。怎么写出大众文学，鲁迅说我看大众文学的实现，还要依赖政治的力量，没有政治的力量不能实现大众文学。百分之百的大众文学还是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今天说到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好像是一个过时的话。我们今天是文艺要为大款和小资服务的时代，工农兵已经被忘却了。当成百上千的矿工兄弟被砸死在旷地下，煤矿主急于封矿井。我们文学作家在干什么？今天我们不经济再次提倡工农兵文学吗，可是没有。在工农兵真的没有地位的时候，没有人为工农兵说话。所以毛泽东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在那个时期真的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文学界。很多作家找到了人活着的价值，人活着的精神空间。所以在解放区涌现出了一种崭新形式的文学，这种文学被鲁迅的祥林嫂更近一部，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代表，后来的《三里湾》等等，你会觉得这个文学很土吗？你写试试，你写不出来。这是外俗内雅的文学，你以为赵树理是农民吗？他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都比你好的多。《小二黑结婚》最畅销的地方是上海，卖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读者眼前一亮，上海人根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三仙姑这样的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到这个时候可以说真正有了人民文学。此前只能说大众文学，还没有到人民文学。延安毛泽东讲话以后有了人民文学。

[ 本帖最后由 SIVA 于 2007-11-23 22:19 编辑 ]

　　当然我们说文学为工农兵是合理的，但是只为工农兵也是片面的。我们后来犯的几处错误，文学只能为工农兵，写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行，文学只为工农兵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工农兵是历史的主体，当然应该多反映一些，但是公平的讲，客观的讲，帝王将相也应该反映，大款小资也是人民。只要如实的反映，不要对任何一个群体有歧视。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老是反痨病，今天歧视这个，明天歧视那个，以前说三代贫农很光荣，现在说三代贫农很丢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翻来复去？为什么不能客观看待这个历史？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现在电视荧屏上都是帝王将相的时候，我说：“历史是由工农兵和帝王将相共同创造的。”要有这样一个历史观。40年代文学发展到后期，前景非常好看，多元化、百花齐放，每一种文学都可以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支脉来了，但是可惜的是文学经常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制约，我们今天很讨厌文学跟政治的关系。其实你讨厌不讨厌没有用，文学就离不开政治，文学永远要和政治挂钩。当你反对文学和政治挂钩的时候，你同时正在宣传一种政治观点。你说你讨论政治就是一个政治观点，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所以文学逃脱不了政治，40年代文学发展的时候，历史又变了，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横扫**，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大陆统一了。如果把蒋介石全都消灭了也好，如果没有寒战的话，咱们不打抗美援朝，50、51年的任务是解放台湾，那个时候美国已经不管台湾了，如果解放了台湾中国全都统一后，以后中国的形势是另外一种形势。正因为美国后来调整了政策，制造海峡两岸的对立。从此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我们今天叫“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格局对文学就有非常大的影响，每个国家的现代文学都是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所以海峡两岸的文学要对对方的政治进行攻击、诋毁、妖魔化。海峡两岸都说对岸的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都说对岸的人民过的不好，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差不多，到80年代拉开一点差距，经济上的事情很复杂，不在这里讲。冷战要求文学担负更多的政治任务，这样我们的文学就由现代进入当代。我要讲当代的问题。有人说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文学就得变？文学跟历史是一码事吗？当然不是一码事，当然有的历史就决定了文学。我开始说现代文学的任务是改造民族灵魂，是反帝反封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帝差不多完成，反封建也完成差不多。首先破坏封建迷信，很多封建都摧毁了，但是改造民族灵魂这个任务被忽略了。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问题，没有提到改造另论，所以作家学者都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我们文学沿着工农兵文学的道路急速发展。由于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又胜利了，欣欣向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极快，我们现在吹嘘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增长速度不快，比50年代慢的多。你想旧中国一穷二白，我们解放前一年生产几十吨钢，而且是劣质钢，一些轻工业产品自己都不能产品。一战打败美国后，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头几个五年计划真是厉害。我们现在总是找阴暗面说，大跃进只是小锅炉吗？为什么不看看钢铁厂呢？大跃进没有带来国家真正的跃进吗？你看看大跃进之前的中国什么样？大跃进之后中国什么样？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每一个10年就上一个台阶。到了60年代的时候很多家庭就有收音机，70年代收音机基本普及，少数人民有了黑白电视，80年代有了彩电。

　　文学有了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之后，就变成真的人民文学。所以拿现在的文学标准衡量当代文学不合适。现在人民要当文学的主人公要当作家、作者，所以很多老作家就跟不上形势，我们现在说老作家解放后没有写出像以前那样了不起的作品。形势变了，所以建国以后的了不起的作品完全是另一种形势。现在想一想50、60年代重要的作品，我们说“三红两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闯王》。完全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不是政府组织的，它首先是得到人民大众喜爱，是当时的畅销书，由于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人民购买力的增加，这些书畅销的程度，不但是解放前无法想象，是今天都无法赶上的。今天只有少数作家的书卖的超过100万，但是像《红岩》这样的作品，《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血源》，这样的书一发都是一百计。样板戏产生与文革之前，它首先是得到人民群众用户的作品，然后被中央领导人重视，拿过去精雕细刻做成精品。所以几十年过去人民喜爱的还是样板戏。他集成了京剧的精华，吸取了全人类的精华，集中到样板戏。政治角度从艺术上看它，想超越样板戏是痴人说梦。

　　我们看50、60年代的文学，我们叫“17年文学”。17年文学在握看来是很合乎中庸之道的文学，里面有高昂的人性，我们今天将人性论，一讲人性好像低俗叫人性，高尚得不叫人性。人性是多层次的，有雅，有俗，有高，有低。让人吃喝玩乐还要让人助人为乐，一个人自己吃喝玩乐还能助人为乐这是完美的生活。50、60年代的文学是比较和谐的，有昂扬的人性，又有个人的空间。那里面经常有谈恋爱，这个爱情基本上是健康的爱情，可是这些作品到文革的时候都受到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可见他们是写人性的，是有人性的作品。但是人家的人性表现的比较好。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有由于当时中国处在世界上一个大雪压青松的环境下，毛泽东和一些理解他的中国的领导人和文人，他们要谋国家的千秋大业。其实他们也可以轻松过日子，埋头搞经济建设，官员们都胜利了，每个人发点钱过日子，人民也没有意见。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行，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