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第3讲——盛唐长安文化
主讲人李浩：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专家、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西北大学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文学上一般分唐代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史学上多分两个时期，其中前期为兴盛期，后期为衰落期。盛唐或大唐的说法由来已久。
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五中提到，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李泽厚《美的历程》也有，“古今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便形成了盛唐之音。”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说，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帝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要了解大唐、盛唐，从大唐的首都、首善之地入手，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盛唐时期的长安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可圈可点处极多，这里仅从三个方面谈三个特点：
一、从城市文化看盛唐长安的人文性
隋唐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的南面，总建筑师是宇文恺。隋初称为大兴城，唐初又恢复称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长安城市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
1、 外郭城街坊名称中的人文性。如：安仁坊、务本坊、光德坊、和平坊、太平坊、永和坊、亲仁坊等。
2、 利用南高北低的地形，巧妙设计，使龙首渠、清明渠、黄渠、永安渠等水自南而北流入城中，解决国际化大都市的用水问题。
3、 “天子就食”与两京设计。
二、从政治文化看盛唐长安的开放性
说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家比较好理解，我用了“开明的社会”这个词，北京大学的袁行霈教授最早在2000年左右，谈唐代社会开放自由等方面， 提及“开明的社会” 这个概念，唐代的开放性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来理解，来说明。在《史记》、《汉书》中都谈到长安的一个特点：“五方杂厝，风俗不淳”。所谓五方杂厝，是指人口来源不是单一的，不是住着世世代代的土著，人员的构成非常博杂广泛，来自各个方面。
唐代长安的开明开放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地域文化具有流动性；
第二、社会阶层具有开放性；
第三、文化思想具有包容和解放的特点；
第四、民族观念渐趋平等。
（一）地域文化的流动性。
1、地域文化差异的因素。《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话，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两汉是一个统一的时代，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的时代，隋唐又是一个统一的时代，隋唐之后又进入长期分裂时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了地域文化的阻隔，形成所谓的“南朝”与“北朝”。东晋以后，北方地区出现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接下来是北魏，然后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所以北方地区是一个非常大的混战的战场。南方表面上相对比较稳定，但东晋以后，宋、齐、梁、陈等小朝廷不断的更替，所以也是朝代更迭的时代。
站在南方文化本位或者站在华夏文化本位的立场来看，南方是政治上的正统，是所谓的正朔之所在，文化也有一种正统性。这一点北朝统治者也承认。因为政治上的割裂，造成文化上的南方地域文化和北方地域文化的长期阻隔，文化的地域差别非常明显，在文学创作上的区别也非常大，但是有一个特点，北方的文人对于南方的文人特别的仰慕，特别的崇拜，北方人自感自己在文化上是很落后的，自惭形秽。
2、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的差异。我说的东西文化有一个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东西文化是以函谷关为界，关东是中原地区，关西就是我们陕西，包括甘肃这一带。
过去，人们认为南北文化是有差异的。但谈到东西文化时，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差异性。其实东西部的文化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我们注意到了隋代和唐初的时候，关西人或者关中贵族最瞧不起和最痛恨的就是山东的“五大姓”，文化观念的冲突非常强烈。
对于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异，我们从历代首都设立的地区也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首都设在洛阳表示一种和平中立；首都设在长安表示开拓进取；首都设在建康表示退守退让。所以，都城的所在地和一个王朝国运形势的盛衰强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都放在长安就意味着首都在前线，意味着君臣百姓要和入侵者绝一死战。唐代中期多次议及迁都问题，因为早上从前线骑马出发，晚上就能到达长安城。西魏北周在长安设都取得了进取之势，东魏北齐的都城在洛阳取了一个和平之势。最后，由西魏北周以及西魏北周的属臣杨氏家族打到了江陵，统一天下并建立了隋王朝。所以，我所提到东西文化的区别，指的是狭义的东西部文化差异。
3、理解地域文化的流动性。社会流动或者迁徙流动所造成的人员以及文化的这样一个交流，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
社会的大移民、大流动，往往和社会大动乱有着的密切联系。一般认为，中古时期的“三乱”（即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乱），给社会、民族和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三乱”又造成了三次社会大移民，是三次社会流动时期。
我们当今搞西部大开发，但在南北朝时期乃至唐代则是“南部大开发”，那个时候北方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南方是经济文化的边疆边缘地区，比较落后，中原不断的迁徙流动，使得南方地区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首先谈一下唐代社会初期的人口的迁徙流动。隋末唐初的社会流动、移民迁徙，一方面是战争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因素。比如说南方的士族，他们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从江南来到了长安，不是因为战争的问题，而是因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改变了，政治文化中心改变了。宋齐梁陈小朝廷灭亡以后，打击了文化贵族，这些所谓的知本阶层，掌握知识与文化的高等级士人怎么办呢？本来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因为在南方地区没有办法做官，所以来到政治文化的中心长安。要特别注意的是，隋炀帝的智囊团里的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隋代的文坛上也有几个圈子，一是老臣杨素为代表的西魏北周文人圈子，
二是以在绛州龙门讲学的文中子王通为首的圈子，他在龙门私人讲学，为后来的唐代贞观时期准备了许多干部，好多人才到了唐初，投到秦王李世民门下，在新的社会建设之中形成了一种基本力量。我们知道马周、魏征是北方人，魏征是山东的一个庶族士人。像萧德翼、上官仪则是南方人，所以唐初好多人已经是南方人。
还有就是我们提到隋炀帝杨广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人大多数是南方人。杨隋统治者的家族是一个连种族都不纯粹的混血北方家族，到了隋炀帝这一代人一下子与时俱进，随俗雅化，喜欢舞文弄墨，并且出了一些词藻非常华美、写作技巧非常像南方人的一些作品。很土气的隋炀帝竟然喜欢说吴语，喜欢讲苏州话，喜欢南方的女孩子，还娶了一个南方人做妃子。这是因为南方平定以后，为了能够让老百姓臣服，皇族就同南方的大士族通婚。在阶级社会中婚姻不是两个人感情的事，而是政治上的一种交易，两个利益集团通过联姻达成了协议，这样就把南方的事情摆平了。为了投合南方人的一些口味，隋炀帝在当扬州大总管的时候，在南方学吴语，唱吴曲，所以给南方人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其次是唐代社会中后期人口的迁徙流动。比较著名的一次迁徙流动是在安史之乱时期，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次是唐末时期，因为战争和其他原因而迁徙的。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流动因素就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一个新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和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制是截然不同的。隋唐以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科举制的形成，考场主要设在长安，武后时期在洛阳搞了多次，虽然有过几次南选，在南方设考场，但不是制度性的，只是临时之举。南方那些想要在政治上有出路的人，必须千里迢迢做长期的准备，来到洛阳，来到长安，这样一来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流就增多了，这是我提到地域文化的流动，是从这个层面来介绍的。
（二）社会阶层的开放性。
唐代社会阶层的开放可能和各位了解的史学或者中国文化史的一些常识不一定能吻合。
过去，我们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就是门阀士族制度仅存在于南北朝的时候，到了唐代以后就彻底打破门第制度。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明，其实国际隋唐史界一直认为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贵族社会或者士族社会，而唐代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寒门庶族”的社会。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贵族社会的前期，那么在隋唐以后，便是贵族社会的后期，这只是一个兴盛期和衰败期的关系，真正的官僚社会是到了宋代才建立起来的，这是国际汉学界的一个基本看法。
1、社会等级、门第观念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中期叫中古时期。日本史学界把中国分成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有的人把它划到宋代，这个是中古时期，宋以后叫做近古时期。这几种说法都有近似的地方。隋唐社会不是一个所谓的平民社会，为什么呢？比如：李世民在贞观年间，玄武政变得手后，把政治文化的正统提到议事日程，他命令大臣修一部《氏族志》，责令大臣去做这个工作，这些大臣把这个工作完成了，其中像岑文本也是名门望族出身的，他对氏族古谱很有经验，他就把这个草稿拿出来让李世民过目，李世民就把岑文本臭骂了一顿：“你把山东崔氏列为第一等，他们配做第一等吗？他们这几代家族破败，没有出现什么人物，论政治、论军事方面什么都没有，凭什么把他列为一等？把李氏列为第二等，把皇后列为第三等？你这个观念太陈旧了！根本不行。”所以，让岑文本下去再做，岑文本只是做了一个调整，将李唐朝统治者列为天下第一等，太后列为第二等，把崔氏降为第三等。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李唐朝统治者他们也看重门第，他们不是想打破门第，他们要打破旧的门第，要建立一个新的门第。
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贵族之间通婚，有利于民族交流，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他们是仍然圈内婚。贵族婚姻，就是所谓山东五大姓之间通婚，是一个旧的圈子。现在变成一个新的圈子。从杨坚到李世民，他们推行关中本位政策，当然对这个具体说法区别也很大，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2、科举制度的出现。对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来说，用人的时候军事方面的人主要是西魏北周以来胡汉混血的北方贵族，但是文化方面北方的人才很少，西魏北周、东魏北齐的文化名人都是从南方引进的，比如西魏北周最有名的文化才子，叫庾信，出使到北方，被北方扣押起来，而后成为高官的；还有颜氏家族的，颜氏家族后来在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叫王褒。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南方人，在文化方面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北方这个圈子里。因为对人才有多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个圈子就突破了。
隋唐考试有一个形式上的公正或者程序上的公正，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打破了阶级、阶层和地域的差别，外国人也可以来考试。这样便给社会低层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进入中枢机构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提供了渠道和途径。开放的社会给那些下层社会的人上升提供一种可能性。过去是在圈内选人，利益都是圈内的，而有了科举制之后，从全国各地比较公平公正的来选人，那么圈外的人，如山东贵族、南方地区的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个考试脱颖而出。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就体现了社会的开放，这一点学者专家都认可这个看法。
在开放的同时，当然有一些贵族就衰落了，因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上升，又与统治者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文化地位就慢慢下降，逐渐地就退出了这个圈子。像李贺这样的皇室子孙，后来破败下去，屈尊参加科举考试，又因别人告状连科考都不能参加，所以他就被淘汰出局了。社会是有竞争机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也给很多青年学子带来了梦想和欲望。
3、婚姻观念的变迁。唐代社会是一个贵族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婚姻方面有很多礼俗方面的规定。在中晚唐，唐文宗时期，唐文宗想把他的公主嫁给一个贵族，他和大臣来商量，大臣就建议，你要把她嫁给山东五大姓这个不现实，要从韦、裴、柳或者杜氏家族选一个就差不多了，最后选了一个杜氏的子弟做驸马，而且人家还不太愿意。唐文宗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李氏也有二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社会文化的正统，他们还不愿意跟我们联姻？”但是这个社会很注意这个东西，所以在唐代有一个大臣后来做宰相了，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他一生有几大遗憾，“第一是婚姻，没有娶五大姓的女子为妻，山东五大贵族，崔、卢、李、郑、王，而我只找了一个小家碧玉为妻。第二个遗憾是没有进士及第。第三点没有进史馆编修国史、修史书，做一个史学家。”
同样，南北朝的社会名流、贵族不愿意和皇室联姻，一方面皇室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只具备政治上的贵，而不具备文化上的清，所以不愿意跟他们联姻。这些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由于利益共同体在不断的变化，你迫不得已和新的贵族联姻，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就等于没有圈子，小圈子虽然有封闭性，但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里我们说社会阶层有一个开放性，不是像南北朝等级森严的门第社会、阶层社会，而这个社会出现上达和下降的可能，一个士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上达，可以爬到高层，如果不努力，几代之内就破败，这个家族就衰落了。
（三）文化思想的包容和解放。
所谓文化思想的包容与解放，实际上和文化思想的独裁是相对的。
文化思想上的独裁一直在变迁，到了汉末的时候，这个思想就受到了一些置疑，原始道家的思想及佛教思想，开始对两汉的儒学地位进行挑战。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因为政治上的分裂性，使得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隋唐统治者都是北方地区的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是一些胡汉混血家族背景出身的人，所以在文化方面没有非常严格非常狭隘的看法。
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并崇，是在政治领域，至于在文化领域，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都有广大的市场，佛教也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再加上传教的灵活性，佛教不断的中国化，渐渐能够适应中国各个层面。那些统治者，高等级的贵族，文化的精英阶层和广大的社会下层，各个层面的人都能够在佛教里面找到他们的精神支柱，找到他们对现实苦难的一种解释原因和对来世的祈求。所以这时文化思想方面不是单一的，是一种复杂性、复合性的。宗教有宗教的仪式，宗教的想像和文化的想像力、艺术的想象力存在很多类似地方，如：地狱、天堂，这都是想像出来的，这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提供了广阔的虚拟空间。
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敢于对自己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如：刘叉的《自问》：“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我们说做诗、做文、做学术，你要有胆识才学，刘知几是史学家，他在《史通》里面提到胆识才学，也把胆放在第一位。做史学家需要胆量，做学问也需要胆量，这个胆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
我们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沧桑做一回顾，你不难发现，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的遭遇比较悲惨，谁有思想、谁敢思考、谁有胆量、谁就要遭祸。但唐代还没有出现写诗犯案的，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白居易有一首诗叫《长恨歌》，唐代的皇帝非常喜欢，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好。但诗一开始“汉皇重色思倾国”是骂皇帝的话，朝廷没有治他的罪所以说当时的统治者有胸怀雅量，他知道艺术作品是怎么回事。“千首诗轻万户侯”，这个说法说明我们文化的独立价值。西方的乐圣贝多芬，他说侯爵、公爵天底下太多了，贝多芬天下只有我一个。说明艺术家的才华和价值要比贵族价值大得多，能够以“千首诗轻万户侯”，说明文化的超越性。
（四）民族观念渐趋平等。
也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华就是中原汉族，夷就是少数民族，那时普遍认为汉族的地位很高，少数民族地位很低，这样就影响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往。有些人认为，在英国特使出使康熙之前，中国人没有世界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和外国的概念，只有一个朝贡的概念，只有一个华和夷的概念，我们汉族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王朝的关系没有摆正。过去我们认为中原汉族是至高无上的，唐代就有这样一个说法，“自古贵中华”。因为唐初的时候，跟少数民族和一些军事部落，一方面有利益上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非常剧烈的军事矛盾斗争，比如说与突厥、吐蕃、回纥都有很多的矛盾，但整体上唐代在处理这几个关系上做得比较好，视华夷为一体，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对民族关系的全新看法。
以上是从四个方面来谈的，其中我觉得一、二点侧重对内的开放，三、四点侧重对外的开放。
三、从文学文化看盛唐长安的国际性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里面说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其中提到的诏书不是单色，而是彩色的，印在彩色纸上，这个诏书由中书省起草，写的是开始早朝的情况，其中人们传诵最多的就是这两句。九天是形容宫殿的门，是非常壮观的，万国衣冠是指外国贵族或者指外国大臣，指高等级的人士，穿着很讲究。我们可以通过长安出土的文物，包括从唐陵壁画里看到，唐代和外国的交流十分频繁，外国的使臣来华朝贡者很多。各国的驻华大使，都向皇帝来递交国书，一次来的有几百人之多。冕旒是指皇上戴的皇冠上的装饰品，通过这首诗也可以看出中外文化的交流很广泛。
在唐代中期的时候，因为财政发生了危机，就要缩小不必要的开支，有人就提出，你现在各国来华的那些人做“质子”或者叫做来华使节，他们有的在华住了十几年，有的在华娶妻生子，凡是来华都有俸禄，都解决住房问题，解决薪水问题，这是一笔很大的花销。如果他是刚刚来的，可以给他一个使节的身份，如果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已经回不了国家了，已经跟我们中华女子通婚，在长安洛阳开一个铺子经商。应该免去他们的使节身份，取消他们的俸禄供给，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财政开支。据说有数千名外国人士抗议。在长安有如此多的外国人，也说明唐代文化交流是广泛而深入的。
唐代的民族观念和东亚、南亚国家包括波斯地区的国家有区别，有许多人来华进行文化经贸上的交流，其中文化交流最多的是日本人，他们来华的学生叫遣唐使。后来朝廷为外国人专门设了一个科举考试的门类叫做宾贡科，包括一些波斯人也参加了宾贡科考试。在唐代参加宾贡科有名有姓的人有一百多人，这样吸引了一大批西域地区乃至更遥远的一些人，包括商人、政府使臣等来华进行交流。
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理解唐代文化的国际性：第一从唐人作品的传播方面；第二从外国诗人来华方面；第三从唐代文学中外来文化因素方面。
（一）唐人作品的传播。
从唐代文学来看，唐代文化交流可做的文章应该很多，我觉得唐人的作品传播，说明当时的作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比如白居易的影响，它的作品由长安到南方的途中传播很广泛，当时的传播是靠驿站，就是旅馆兼国家转运站。驿站的墙壁上题写的诗很多，很多都是白居易的作品，这说明他的诗传播很广，甚至寺院都题写他的诗。白居易的诗传到了韩国，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诗。日本早期有一部小说《源氏物语》，写到朝廷后宫的文化氛围，日本的文化人，包括贵族官员都喜欢附庸风雅，其实是附庸我们的风雅。据北京大学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一位专家说，这部小说中引白居易的诗一共有91处，是所有引用中国文献最多的，超过《论语》、《孟子》、《庄子》，甚至超过了《史记》，《史记》是第二多的，这样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日本影响确实很大。
我们知道一些中国的文献在国内失传了，而在海外却又找到了，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得到了保存。比如《游仙窟》实际写的是读书人逛妓院，这个小说在大陆失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知道，但竟然在日本保留着。因为日本很少有大的战乱，所以藏书楼的书都保留下来了。韩国也有这样的好处，所以保留唐代的东西很多，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文化影响之大。
（二）境外的诗人来华交流。
在唐代时期，文化和政治十分先进，吸引外国政府和文化人来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其中大规模成体系的交流比较多的就是日本遣唐使制度，这方面资料也很多。也有很多周边国家的人来华学习，尤其到长安来学习，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遣唐使里有一位空海和尚，他回到日本以后，除了在佛教方面对日本的佛教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外，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部用汉语写的著作，叫做《文镜秘府论》。
唐代文学创作的水平非常高，但是文学的理论非常的贫乏，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落后，尤其是在诗歌方面没有很重要的理论。就如我们陕西文学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在全国是一流的，但陕西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非常落后，我们这几年的陕西文学评论都是非常弱的，没有什么独创的理论。空海写出《文镜秘府论》，它的价值非常高。它记录了唐代诗歌的很多情况，记录了很多理论，包括诗歌写作的技巧，讲的非常到位，非常深入。还有一位波斯人叫李珣，我们现在从唐宋词选本里，还能看到他的词作。这些可以看处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确实很兴盛。
（三）唐代文学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唐人的作品是写唐代的本土社会生活的，但这里面也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子，外来文化的因素，外来文化的色彩。比如传奇小说《昆仑奴》里有一个奴仆形象，小说中的这个昆仑奴，皮肤比较黑，个子比较矮，做奴仆、保镖、暗杀这些工作。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在意，认为小说里面写的东西一般都是子虚乌有的。后来就有学者做了一些考证，发现在唐三彩里面、唐代的壁画里，也有昆仑奴的形象。根据它的体貌特征分析，比较像马来人，因为身体比较灵巧，而且还能潜水。后来也有一些说法，认为不是马来人，而是非洲黑人。
唐代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含有宗教色彩。韩愈的诗擅长用叙述，他的叙述方法很怪，尤其是描写景色很大的场景，有很多人看不懂。有人研究王维的作品，它的绘画作品和诗歌作品，就发现王维的绘画作品有一个场面，就是雪中芭蕉。芭蕉是在南方地区生长的，在佛教中雪中芭蕉是指追求真理的人，芭蕉是臭皮囊，人的肉体，身体很容易损坏，这里面暗含着一个佛教的哲理。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词体的来源。词和诗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词是配乐演唱的歌词，词首先要有曲谱，照着曲谱来写文字叫作填词。有人解释，词来源于里巷之曲和胡夷之曲，就是民间音乐。所谓的胡夷之曲，是从西域少数民族和境外传来的音乐，这一类的音乐作为曲谱，给这一类音乐配的词也就后来的宋词增添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此相联系的唐代音乐文学方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新兴的燕乐，一个是在正式的场合演奏的雅乐，例如在祭祀或宗教的庙堂中就演奏雅乐。
我们从七部乐可以看出，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很深刻。这些国际音乐和文化在唐代非常普及。从绘画也可以看出，有很多画家都是从海外或西域来唐的，还有绘画的技法，唐代有一种技法叫做凹凸画法，凹凸画法有很多解释，通俗的解释就是比传统的画法更讲究立体感，有立体效果的画法，这实际上受到了印度的影响，而印度是受到希腊罗马的影响。从绘画和雕塑的一些技巧就可以看出，欧洲文化包括中亚文化对唐文化的影响很大，比如洛阳龙门石窟里面的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其实就是受到印度雕塑的影响。还有舞蹈方面，《泼寒胡戏》在唐代前期很盛行，但是在唐代后来被禁止了。在长安，有一个高丽人居住的集中区，叫做高丽曲。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也发现有高丽人墓葬的出土，更加印证了这个时候境外来华的人非常多。
我们西安要建立四化城市，我觉得这四化很有道理，我觉得把西安建设成开放性国际化大都市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我们应该恢复盛唐的大气象。我们一直到宋代以后，乃至到现在才变成西部不发达省份的内陆城市。唐代的都城长安具有开放性，这个开放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史记》里面，在《汉书》中都谈到长安的一个特点，即八个字：“五方杂厝，风俗不淳”。所谓五方杂厝，是指人口来源不是单一的，不是住着世世代代的土著，人员的构成非常博杂广泛，来自各个方面，西安的土著和西安的土著联姻，就那么几个老户人家，这就不能叫做国际化的城市；所谓风俗不淳，就是指文化的多元化，我们现在看北京、上海，它的博大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唐代的文化交流，从唐诗看到的文化交流，至少可以把我们西安建设成国际化的开放型大都市，我觉得在这方面有这么几点启发：第一我们要树立文化的自主性。第二要具备文化的包容性。第三要培养文化的多样性。第四要促成文化的互渗性。
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多人缺少自信心，这个民族的自信心倒了，文化的自主性倒了，这就很可怕。这几年来，有一个最恶俗的词叫做创新，创新怎么创。大家都在说创新，管理讲创新，学术讲创新，人文科学也讲创新，讲的都是一塌糊涂。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基因得以保存必须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遗传性；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变异性。我们今天的人，和我们的祖先有类似的地方主要是保有人种的遗传。文化的遗传就是对文化的守护保存和保养，变异才是所谓的创造创新。假如我们一味的单独强调变异，那么人早变的不是人了，失去了遗传和继承，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的文脉、生命资源断流了，就谈不到创新。“五四运动”第一次把我们的文化命脉斩断了，怎么创新？要创新首先要守正、要继承。日本的西化、创新超过了我们，但他们又最讲究传统，它的茶道，它的花道，它的服饰，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存的非常完整。欧洲人最讲传统，最保守，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包括美国家庭的人，他们也是讲传统的，但惟独我们大陆不讲传统。抱着“破旧立新”二元对立观念的我们，旧的传统没有守护好，新的原创文化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 本帖最后由 上筑临风 于 2008-7-6 21: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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