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建筑》城市论谈系列之七-“非礼”西安
《中外建筑》城市论谈系列之七
主办:《中外建筑杂志社》
协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刊发媒体:《中外建筑》2008年6月
策划:蒋涤非
主 持 人:刘克成
文字整理:彭 诚、黄 磊
地 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四楼建筑广场
时 间:2008年5月3日 15:00
参与嘉宾:
刘克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李骊明(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屈培青(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宁(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王陕生(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秦峰(中国建筑西北研究院华夏所总建筑师,第六届中国青年建筑师奖获得者)
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茹雷(西安美术学院)
柳成辉(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胡武功(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长)
佟裕哲(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井敏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樊淳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段德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李岳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温建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林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引言
【刘克成】《中外建筑》杂志社从去年开始,每期举办了一个活动,以座谈的形式谈城市、谈建筑,比如在北京叫 “是非建筑”,在上海叫“依然摩登”,广州叫“行进之城”等,这个活动就这么一个一个城市举行,现在也希望在西安做这么一次。主题叫做“上下之间”,“上下五千年”的意思。
一直在西安谈的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叫“古城复兴”,狭窄点的还有“皇城复兴”等。全国对西安现在建筑所发展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向,有很多讨论,有赞赏的,也有质疑的。针对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地域性相对的作为一种范畴,或者一种矛盾,那是贯穿在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一种讨论。针对西安而言,西安的建筑师,西安的文化人,针对这样的命题,针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可能是沉重的,也可能是丰富的,也可能是一个包袱或者说其他,会有各种定位,自己的想法如何?然后怎么来看待西安与全国其他城市发展的比较?西安人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创作和自己城市的发展,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话题,推给大家,请大家漫谈。
历史遗产:供奉?丢弃?运用?
【刘克成】第一,我们现在的矛盾是,过去无法顺畅的进入未来,那么我们是否要让过去进入未来?或者我们是否要携带历史或者说进入未来?第二,我们进入未来是否存在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方式或者姿态?我们的历史遗产是否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筑师进入未来的一份资源?如果说它仅是遗产,我们既可以敬奉它,也可以运用它。西安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为全球化加入点儿什么?我们能否在全球化中确立一份自信?如果说这份历史资源无助于我们确立这份自信,我们或者把它供奉在那儿,或者把它丢在垃圾堆里,我们该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路!像上海人的走路方法,像纽约人的走路方法,像巴黎人的走路方法,或者哪儿的走路方法,这样走就完了,咱就不管了。关键是,我们这份历史遗产在今天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
全球化——拎着什么包袱进门儿?
【刘克成】全球化是一个门儿,现在有一群人排队要进这个门儿,每人只能带一样东西进门儿,上海也许拎着“全球化最近”进这个门儿,北京拎着这个“权力”进了这个门。轮到西安人走在这儿了,咱拎谁的包袱啊?是拎着钟鼓楼进去还是干什么?钟鼓楼就是搬进去又能干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命题是这样的一个命题。
【李骊明】在旅游界里有个说法叫“全球化眼光,本土化行动”。在对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文化大格局、文化的张力进行分析的时候,是一种张力结构,一方面很虚,另一方面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国家、各个地区必须差异化地保护自己。正是这样一个张力,包括这个各地保护自己的文化,都是全球化大景观里应有的之一。你必须拖泥带水带着你的家当往这个门里走,这是一个无选择的状况。现在,大家进入全球化各拿各的行李,各筏各的马脚,就是看你能不能进入。西方先一步进入全球化过程,抬高他们的商品和价值,这对他们是有益的,可是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就不利了。第一,西安是特殊的,要善待西安。日本的奈良市自称为日本的精神故乡,所以我们在“四化”白皮书里头把它表述为“世界的千年古都,华夏的精神故乡”,我们就想给自己有一个文化身份。第二,长安是特殊的。这需要去争取大家跟着这么说,另外,“自贵其心,自贵其地”,形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建筑文化。西安的历史就是能形成一个建筑文化。西安将来的建筑和香港、台湾的建筑就不一样。香港的建筑师就讲究功能,台湾就要搞理念。西安的将来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已经成为中国的符号。第二句话就说,就张载表述的那一串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无心,全靠文人来说话代表天地的心,长安无语,长安文化的失忆或者文化话语权的重新复归,要靠包括建筑师在内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杂志也罢,学校也罢,争取建筑上的话语权。
【井敏飞】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大家认为无论我们带着老祖宗的家当进去,或者说不带着进去,其最终目的就是对抗全球化,或是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声音。我认为对抗全球化的根本策略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那么我所说的是基于设计上的一种价值判断,我认为对抗全球化的最终解决问题是中国的设计师能够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设计师,他是从个人天性出发的设计,这样是从根本上对抗全球化的,而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另外刚才谈的建筑评论,对现有建筑的认识,全盘否定或者一味褒奖,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策略,从这样的立场和策略概括起来为两句话:①改变不认同的接受和不抵抗的清醒。某一种现象产生的时候,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采取的策略不是去判断它的好与坏、对与错、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观念更加接近和趋同。②一个否定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探讨的办法。建筑评论根本上并不是弘扬对与错,它的意义在于展现或者提供更多可能性。其实来说关于西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说更多的是操作性的问题。
【茹雷】英语有一个谚语:你打不过它,就加入它。这是对全球化唯一态度。全球化的实际过程是什么?全球化正规的标志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第二个是英语全球化,第三个就是美国的通俗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目前就是这三种,当然还没有扩展到其他方面。另外渗透的是生活方式,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汽车生活方式,这是在中国最典型的、在其他国家很少接受到这个程度。作为本地文化,能够抵抗的只有两种:一个是自身历史。传统在英文中有三种意思:能够延续的好传统、传下来的可好及可坏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生活方式。西大街和回民的四合院,实际上成了一个消费型的方式。它所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必须围绕这个清真寺居住,这种居住方式还是原来“前店后家”的方式。下面就是保护的问题。保护的时候是按单件,像刚才提到的做精品保护、博物馆的保护?还是连片的社区保护,做“主题公园式”的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和这种几乎放在玻璃箱里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能力抵挡浪潮一样的全球化冲击,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方式已经不真实了,这是完全尘封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个历史,让西安回到1200年之前,而且这个1200年的时候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在想山脚下的太阳,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升起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西安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地域性的城市,它的城市辐射能力远远比不上北京在政治上辐射全国、上海在经济上辐射全国和东亚。唯一优势,就是西安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辐射到东亚这块,特别是在日本会受到相当的崇拜和接受,这就是我认为西安文化上的优越感。最后一点,作为一个标志性建筑和灰色地带,它就是一个核心元素和周边建筑的一个关系,也可以说是“拼贴城市”,这个可能更适合中国的状态,它举的典型就是罗马,因为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然后到文艺复兴,到巴洛克,一直到墨索里尼,整个就是城市各个地段的一个拼图。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是波士顿,它任何一个小街区,一转过去,就是一个新的尺度、一块新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可能往后的一种发展方式,就成了一个城市拼贴的模式。每一段一个概念,把它合成一个整体城市形象,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几点。
延续古城风貌——“绿叶”衬“红花”
【屈培青】我说一下 “古城风貌的保护与现代化生存的冲击”,用两个比喻来谈这个观点。第一个比喻就是风貌建筑是“红花绿叶”的关系。城市要有层次,就是有些建筑是标志性建筑,有些建筑不应该是标志性建筑。一些城市重要的标志点或者城市肌理的交点,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点,是城市的红花,应该有标识,要做成标志性的建筑;而大量的民居建筑和一般建筑,就是绿叶,不应该是张扬的,应该保存、保持这种风貌,才能衬托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红花,这样城市的风貌、文脉的延续才不会被割裂。
我曾经在90年代遇到一个国外的建筑师,他说在中国转了一圈儿以后感到中国只有建筑没有城市。相反,我们到国外去考察,肯定会对某个城市有很深的记忆。我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延续一种城市的文化和文脉,这是第一个“红花绿叶”的关系。古城西安有很多很多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钟楼、鼓楼、大雁塔、小雁塔、钟鼓楼广场等,这些建筑,它们独具特点,包括一些新的重要建筑。而大量的普通建筑和小店铺则可以完全统一,讲究风貌而不是讲究风格。风格和风貌是有区别的。在曲江这么小的地方,就有六处遗址公园,其他的建筑是否还要标榜自己?如果曲江的住宅区用不同的风格就会非常杂乱。如果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统一,那么一进到这里就知道是曲江。所以这是城市绿叶的一种建设,一定要讲究风貌,讲究协调,甚至可以重复,延续我们的文脉。不必要一个小建筑也要标榜自己。不管是做中山装还是做西装,首先要把比例做好,让人穿着中山装也好看,穿着西装也好看。不是说追了洋风,穿西装就先进了。西装要是做得比例不好看,大家都会觉得很怪。现在就有很多建筑追风,可是它追的最基本的元素非常怪。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归到最基本,把最基本的做好。古城风貌的保护实际是一种肌理、尺度的保护,尺度要保护好,我们不要破坏这种尺度,破坏这种肌理。这种尺度一旦破坏了,它的氛围也就没有了。西安其实有很多例子。有些商业街,把一条街拓宽以后再盖建筑就不对了,商业的气氛弱了,商也招不来,彻底把这条街过去繁荣的景象破坏了,这就是我谈的“红花绿叶”的问题。
现在大家很注重文脉的研究,西安民居民风的东西一定要普遍地去延续下去。首先,研究民居是保持它的尺度,第二在建筑形式上不去临摹这个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可以用现代建筑传统的风格,现代建筑创作和传统建筑符号结合,不一定在民居里安个坡顶,或者是完全临摹。但是我们做出建筑的比例、尺度跟老建筑的比例、尺度一定要吻合,包括院落尺度,要保持古城的一种风貌,所以我觉得风貌和风格是有区别的。风格一定要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对一些城市标志性的建筑要讲究风格,对大量的城市风貌,也就是绿叶的地方要讲究风貌,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认清了,解决好的话,建筑师就可能往前走很大一步。建筑师应该和开发商携手走一条很理性的路,引导老百姓去认识和见解这个城市。
没有垃圾就没有精品
【屈培青】我谈谈“吃饭”的问题。怎么叫“吃饭”的问题呢?很多建筑不断地建设,然后过几年又不断地批判,批判完了后再继续说这是建筑垃圾;然后又在盖建筑垃圾,过两年还在批判。这个城市为什么总是建筑垃圾?原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建筑垃圾就出现不了精品。可是怎么把建筑垃圾限制到最低?那么就举一个“吃饭”的例子,是说一个人饿了很长时间,一顿丰盛的大餐送到桌上来,健康的不健康的菜都有,你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根本不管,饿了这么多年了,有吃的就尽管吃。最近这几年,大家讲究要营养、要杂粮,饱餐吃多了开始回味了。建筑也有这个过程,盖了一大堆这种垃圾以后,大家开始回味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精品。西安前几年很多建筑追欧式风、国际风,现在大家、包括一些开发商的原始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去研究文化了。那么现在可能是我们做创作的一个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时间段。
谁来拯救被围剿的古城?
【李骊明】我说谁来拯救被围剿中的古城?她的愚昧,被实用主义、商业资本、金融力量围剿的时候,谁来拯救?
建筑理论、学术,建筑文化,这是个真问题,但是放到实践中经常成了个假问题。随着大量的建设,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这个城市历史便随风而去。我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现在也是一个迷茫的城市。改革开放是大好事,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也不能谈建筑文化,不能谈城市的这些文化,可是这里又出现一个悖论: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完成了一个市场化,从90年代往后到现在进入一个资本化的过程,一切都可以资本。资本的一个本性就是城市里更新越快变化越快,资金的周转就越快。资本的本性、资本的发展它有内在规律,它有停不下来的一种节奏,它要让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可以持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现在建筑师们共同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拯救被围剿中的古城?不光是西安,全国都这样。改完第四轮规划修编后,我写了一首歪诗表达一种孤臣孽子的心情:“帝业王气二然收,登高不见渭水流;欲揽河汉洗长安,才上太华已白头。”我们认为有特色的、能够显示西安历史的一些建筑,都被湮没了。是不是将来人类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数字拿出来好像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中国有600多个城市,不能留出三、五个城市搞点比较民族的、比较传统的城市?可能也就是顺着这样一个想法,前几年我一直在奔走呼号,希望西安的发展主旋律就应该复旧、回归,这是她前进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城市也被GDP压着,她拿不出她的文化自觉。当然,能做一些有限的事情,所以“复兴计划”也罢,大遗址的这个启动也罢,或者是像这个大唐芙蓉园之类的这种策划,那就是说已经不可能把它弄成个——最初就没敢把它叫“遗址规划”最初的时候只能是“三国演义”不能是“三国志”了。但是至少可以拿出一些唐的符号,一些空间算是历史空间,这有个历史场所感,有一个大唐精神的现代诠释。顺城巷城墙的100m外有一个限高——把开发商的想象力给挡住了,要是没有那个限高他能一直进逼到城墙根儿下——留了有80到100m,这就成了西安的一点儿历史街区。再加上回民的——我非常感谢回民,回民经常闹矛盾,导致他拆不下来,所以现在还保持着城市原有的一些基础。现在的新旧建筑,放到一块儿的感觉就是“粮草并举,以草为主”。大楼都是“草”,那一点古建或者有着民族风格的东西,算是苞米。我觉得西安是一个古老但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
西大街本来有机会做成能够保留明清一条街的形式,而现在没有了,实际上是商业利益。加上城隍庙、钟鼓楼、西门、两边的旧店铺,它本来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街区,加上回民区,现在却成了“万劫不复”。我们现在在一次一次地失去这些东西。
“历史中的长安”还是“现实中的西安”?
【茹雷】我们处在西安,把对历史和传统的执着与对家乡的热爱结合在一起,显得非常强烈,往往过于强调历史和传统对现在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把历史置换成传统的话,它所对应的时间段儿就有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谈西安作为古城或者古都的历史往往谈的是周秦汉唐,说是汉唐雄风,可是要保护的街区却是明清时期的。这两个地方它们的时间段儿有一个错裂,明清的时候是西北西南的第一大古城的一个规模,当时唐朝时候几乎是“世界首都”的这样一个风貌,这两者之间怎么能联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依赖历史来诠释城市所产生的一个困境!历史本身是一种宏观的叙事方法,它过滤掉了很多个人的信息,得到的往往就是最经典的一些官方说法。但是生活在城市里边的人往往联系到具体,和他自身的传统生活结合在一起。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来说,他更多的是一种记忆性的空间——他这一代人或者往上几代人在哪一块儿买菜,小孩儿在哪块儿上学,小时候在哪儿玩儿,这些很小的记忆,一点一滴,然后积累成他对空间的一种意识和依赖。可能把这个历史和传统弱化,然后更多地转化成一种民间自身的记忆和依托,相对来说更亲切一些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有时候提出一个新词,说要建设这个现代化城市,不管地产商也罢或者官员也罢,出于利益,出于政绩,都会把这个题目弄虚,然后有一个新的功利性很强的要求出来。每一次,任何一个大名词,都可以用各种技巧来包装一下,一个包装,落实到具体建筑上,就很难让这个建筑体现出它自身的真正意义和与人相关的意义。再一个我们在“历史”和“现实”这个大词中间又加了一个名词——“全球化”和“地域性”。事实上我们是处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一种“地域性”的眼光,把一个古都建设成现代的城市,这四个大词儿来限定我们的行动。事实上出现这么多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全球化”和“西方化”的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接受全球化,想成为全球化中间的一员,但是又不具备自身来推动这个全球化的自信和能力。所以往往就会回归到说从本地出发,来坚守本地的这个原创,来坚守本地的这种精神,以回应这个全球化。这几年的建筑建设,西安也罢北京也罢,与一系列的事件相联系。换一任市长书记建筑就换一种风格,突然间出现什么大的变动,然后再换一次风格——开奥运会换一次风格,然后世博会再换一种风格。每一次都跟事件相联系,有很强影响的事件。至于“历史中的长安”和“现实中的西安”,这个很难在建筑上说清楚。因为历史上的长安留传给我们的往往都是遗迹。目前,更现实的还是做好现在的西安,或许比较容易一些。
说到西安就常常和长安联系起来,所以想起来,西安从自身来说就是身份矛盾,连名称都是摇来摆去的。而实际上,和西安情况类似的就像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最早叫拜占廷,但是它改名叫君士坦丁堡以后,被西欧一直叫拜占廷,本身的含义就是不承认它作为基督教首都的一个地位,更强调它是希腊的一种遗教传统。等到伊斯兰被土耳其占领以后,改叫伊斯坦布尔,到19世纪全部叫卡斯坦丁堡,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土耳其的一种敌视。所以名称上的联系,对过去一个历史永远代表的是,用一个历史来抵抗一种现实。我觉得强调长安很大的意义,还是西安丢掉了国都以后,作为皇城根底下的这些人,心里面有点抵抗的潜意识,所以这个意识最终就影响到所有的文化以及大家的设计。
【王建新】讲“现实中的西安”不过是在全国大城市当中的一个而已。有什么特色?但如果讲“历史中的长安”,那就是唯一性了。在发展中,我们究竟是坚持唯一性,还是搞得跟所有城市都一样?这就是我们西安人,现在到未来需要考虑的事情。老百姓当然需要衣食住行,需要生活得好点。但是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因为建设生活需要,就可以把我们的城市特色丢掉?应该可以有办法把它处理得好一点。
刘克成:屈总把建筑分成“标志性”与“非标志性”;老李把城市叫“历史的”与“非历史的”。其实你是希望,这个城市从国家或者全球性的定位来说,她是一个“历史城市”,“历史城市”应该有一个“历史的道路”。
保存记忆:恢复与再现
【王建新】建筑也有再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考古学界、文物保护学界跟建筑学一直在南辕北辙,完全是两个极端。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土木结构建筑,跟西方与地中海沿岸不是一个传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不断地再建,只有通过再建,它才能保留下来。当然再建的过程,很多只是重视功能,不重视它的形式。唐代的建筑到了明代变成明代的样子,往后就变成清代的样子。但出于一些崇古的心理或者其他什么心理,也有保留下来原有的特点的,这两种都存在。在中国再加上一个“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烧掉破坏的还是多,留下的还是少,这是客观的历史。也就是说,再建是必须的,作为一个记忆的保存也好。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是:大量的只是一个土的东西,只是个基础的东西,上部的没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再建?这里有不同的理解。像日本人的再建,首先要把古代的建筑样式通过考古资料等全部掌握,包括技术角度的、技术层次的。五十年代修三门峡水库时,元代的芮城永乐宫,整体搬迁,连壁画带建筑,现在都做不到。所以按照原样,拿着钢筋混凝土复原一个,按样式做一个古代的建筑,那就是重建了吗?那就是再建了吗?
很多历史的东西,不要说它的好坏,它是个历史事实。比如讲,中国有一个传统,或者叫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一统也罢,它就是一个历史。从秦汉以来就这么个历史,而且大一统,多元一体这个传统也是深入人心的,并且它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西安,就是这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的见证。还有一个精神,这个可能很多大家都会遗忘,刚才说到民族自信心的问题,说到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其实,中国的汉唐文明,体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叫它开放与包容的精神。这个精神,它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强势文化的表现。我们要把这个自信心捡回来!开放,只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跟一个人一样,有自信心,才能够包容!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追回来,去找回我们民族应该弘扬的东西。汉唐文明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我还要说一点恢复的。刚才说我们现在条件不够,其实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另外,恢复有简单恢复有复杂恢复。比如说我们的西安明城墙,就是一个简单恢复。尽管当时做法一平二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个拆城墙的狂潮期,我们西安把城墙保下了,恢复了,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像大明宫那个宫墙的恢复,处于对现代技术还是对古代工艺的掌握,应该可以把它做到跟原来一样。但是,对于这种木构建筑的重建,我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目前,不具备条件——设计人员也许可以,施工人员不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机?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有个普遍的社会氛围,就是急功近利,不是以人为本。
【张宁】连战和他妈妈曾经躲在西大街的一个防空洞里,由于改造,这个防空洞被填了,后来连战和他太太来了,要找这个防空洞。但是防空洞现在没了,那么西安对他来讲,记忆全丧失了。一个个城市,不要把它变得太沉重,但它最基本的记忆是应该保存的。
关于日本人的复建,过程、态度是关键。钟鼓楼广场下面的星巴克是个传统的东西。如果这个星巴克放在别的地方,它就不是了。恰恰是因为它对传统环境的认知态度,决定了它是个好作品。这里你不能抛开环境去说,但这里有个根性精神,就是你对传统的根性认识,是抛开结构、抛开做法的根性认识。
汉唐文明铸造“精神故乡”
【王建新】说到这个“精神故乡”的问题。很多问题最后弄到最后归结到城市定位:想建成个什么地方?城市特色的定位。“精神故乡”也好,“家园”也好,这些传统东西在现实有什么用?在未来有什么用?我们不妨去看一看欧洲是什么样,日本什么样。欧洲的传统文化,典型的就是古典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古典文化,从物质上来说就是那些雅典的古都,罗马的古都,古代的建筑,古代的雕塑品艺术品。这是一个实际的看得见的。哪怕是残缺的。但是它承载的精神对现实和未来是有用的。从过去的讲,文艺复兴说穿了,就是拿古典的,所承载的人文精神,来突破、打破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封建统治,它是作为精神武器。同样,它这样一种精神,总结起来,也不一定全面,自由、民主、共和、科学,不一定全面,但它是现代欧洲文明的人文精神基础。
【温建群】从文化上来说,影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不是宗教,而是中国的哲学。宗教的核心思想是哲学,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很多核心思想是在哲学层面寻求精神世界彼岸解脱的,同样起到了这个作用(西方文化受宗教影响的作用)。所以仅就宗教这方面来谈我们文化的影响,我觉得好像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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