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4岁的应治邦说起国棉五厂，依然充满感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治邦集多项殊荣于一身，后因企业融资被骗身陷囹圄。如今，年逾七旬的他隐居在深圳一隅
“陕西省优秀企业领导干部”、“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首批经济改革人才”、“全国首批优秀企业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治邦曾集这些殊荣于一身，后来却因为企业融资被骗身陷囹圄。今天，年逾七旬的他隐居在深圳一隅，“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积极意义看，应治邦当年的所作所为，在陕西的改革开放史，尤其是经济体制革新和国企思想开放史上，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空间。
“应治邦时代”的终结，像极了一次“急刹车”——在一声刺耳的尖叫和一条长长的拖痕后，戛然而止。
对于曾经的国棉五厂，后来的五棉集团，如今的五环企业集团来说，那场发生于1996年的“急刹车”，成为50年企业史上一道最具标志性的分水岭。
如今，这家曾经在国内纺织业一度排名居首的大型国企，这家曾经“子公司”、“孙公司”相加有“一百单七将”的“企业航母”，在经历了“应治邦时代”后，遭受重创，在市场大潮里小心翼翼，艰难前行。
一家企业的历史，往往也是一个时代记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回望“应治邦时代”，也定然能发现，他的存在，有着作为时代素描的价值。
“五厂”已无应治邦
2008年5月上旬，记者在梳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选题过程中，曾于1988年获得“全国首批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应治邦走进我们的视野——他曾任西北国棉五厂厂长和五环集团总经理、董事长，是第一代中国本土企业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可令人意外的是，当记者向该厂厂办、宣教处等单位联系采访时，一提“应治邦”三个字，对方即以“应治邦已被判刑”或“五环企业现在并不突出”为由，拒绝采访。
走进位于西安东郊纺织城的五环集团厂区和家属区，记者再次遭拒。只要向一些年龄稍大的职工问及“应治邦”，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疑惑与惊诧，要么不愿多谈，要么婉言拒绝匆匆离去。与老职工相反，年轻员工更多的是“不知道应治邦是谁”。
在今天的五环集团，应治邦俨然已消失了。
2007年年底，五环集团出版《五环集团志》，这本企业志是为纪念2007年12月29日——建厂50年而编撰的。
这本厚达258页的企业志，是在原《西北五棉志》的基础上续写的，它记录了1987年－2007年间，五环企业集团的发展历程。
书中仅有三处提及应治邦。
在概述中，谈到应治邦从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沦为阶下囚的过程，有数据，有事实，有总结也有反思。而应治邦主持工作的1987－1996年这十年，也被归为《跌宕起伏的十年》。
书中第二次出现应治邦是在“大事记”中，“1996年4月24日，省纪委、监察厅、检察院、公安厅派联合调查组对集团进行专案调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应治邦被隔离审查；5月28日，应治邦以玩忽职守罪被批准逮捕”。
第三次出现应治邦的名字，是在“历届集团领导”中，“正厂级”一栏，“应治邦，董事长（厂长）、总经理，任职时间1987－1996.5”。
这三处记录，成了应治邦留在五环集团的最后痕迹。
从大学生到一厂之长
1954年9月的一天，20岁的应治邦坐在西行的火车上，他和其他一些解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准备积极投身到支援大西北的洪流中去”。
应治邦自幼天赋甚高，读书时连续跳级，“小学只念了五年，初中只念了一年半”，20岁就大学毕业。来自江西的他，因聪明好学，思想活跃，大学期间被誉为“江南才子”。
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来到大西北，应治邦和一些同学留在了西安，当时的西北纺织管理局对他非常重视。
因当时国家正在西安筹建“西北国棉五厂”，应治邦便被作为技术力量和优秀大学生代表分到筹建处，参与到国棉五厂征地、土建、安装、调试的整个建设过程中，是国棉五厂的创始人之一。
1957年，西北国棉五厂正式挂牌成立，开始生产营运。这家当时设计产量“亚洲最大”的纺织国企，在国家大力扶持下，虽然建厂底子薄，但也算顺风顺水。
同时，三年的筹建过程，也历练了应治邦，工厂筹建中，应治邦就由技术员升任安装队副队长、车间副主任。
正式投产后，应治邦更是如鱼得水，“当时八个生产车间，短短几年，就干过五个”，无论是他原来不熟悉的基建、安装、机械等业务，还是他的本行纺织技术，都得到了全面的熟悉和提升，他成了厂里的业务尖子。
1985年，历任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等职务后，应治邦终于奋斗到国棉五厂厂长的位置。此时，他已经51岁了。
而1985年的国棉五厂，虽然产量位居全国首位，享受行业盛誉，但是，它已经渐渐暴露出纺织业这种夕阳工业即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势落去的迹象。
超前的改革意识
应治邦是五厂较早觉察到这一迹象的人。
其实，早在他任车间主任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因为五厂底子薄，刚开始生产时，产品质量差，与当时三厂等其他厂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工人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主要是到陕谋生的四川人居多。
应治邦当时就采用了苏联的车间横向对比管理办法，就是用自己管理的车间和其他厂的同类车间比拼业务，他认为，只要所有车间都超过外厂，产品整体质量肯定上去，这种在现代管理学上被称为“分解流程”的管理办法，成效很大。同时，他还在车间开通合理化建议平台，鼓励工人动脑筋，“人人参与车间管理”。
几年下来，应治邦就把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竞争意识，引入到当时的国企大厂，给企业注入了新鲜活力。
因大学时期专业就是纺织，所以应治邦对于国外纺织业的发展了解较多。当上厂长后，他意识到，单纯在生产环节上突出管理效果，可能无法应对纺织业黄昏的到来。
应治邦从国外纺织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认为纺织品最终是用于衣着、家用（比如床上用品）和工业工程用布（比如大型装饰）三方面。而当时五厂的产品，由于织布机的幅宽不够，只用作衣着和部分家用。但国人当时购买力低下，容易出现单一的产品过剩状况。
“必须立即引进宽幅喷气式织机，产品目标要瞄准家庭装饰和工业工程用布！”应治邦明确目标后，便立即付诸行动。
由于缺资金，应治邦想到用预期产品抵押的方式引入资金，经省上相关部门批准后，1985年，五厂引进的第一笔港资帮助他们从比利时进口了一批宽幅布机。
有了成功经验后，在应治邦的继续运作下，五厂不断通过贷款或者吸引资金，又多次引进世界一流的宽幅、特宽幅织布机，频繁更新设备。
五厂迅速成了全国纺织行业幅宽系列最齐全的纺织厂，当时最大的幅宽可达132寸，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时钟楼饭店率先使用的整幅床单、落地窗帘，就是由五厂的特宽织机生产出来的。”
从巅峰陷入扩张危机
企业设备更新、内部改革取得的成效，并未让应治邦满足。始终对纺织业前景不看好的他，此时想法更多了。
应治邦首先意识到应该在国棉五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和体制改革——成立集团公司，或者股份制集团公司，在政策允许下，把五厂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状态迅速解放出来，打造以纺织为主体，多元化发展相关产业的集团公司。
应治邦为此多方奔走，1988年4月，经陕西省政府批准，陕西省首家企业集团——“西北五棉实业有限公司（企业集团）”成立，这家整合了全民、集体、中外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集团，一成立就有27家成员单位。
应治邦沿着自己大胆的改革设计思路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两年后，在企业集团的基础上，又继续成立了“西北五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概念性的集团公司转化成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股份制公司，首期便发行股票100万股。
这一举措，同样走到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最前列。
1992年，应治邦觉得“五棉股份”的名字不利于突出多元化产业集团形象，报请省体改委批准，将其改为“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潜意识中，应治邦认为这一改，集团终于跳出了“纺织围墙”，成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多元企业。
五环集团改制的那四年，是企业历史上发展得最迅猛的四年。这也印证了那条历史经验：在市场经济模式刚刚建立的时候，谁醒得最早、跑得最快，谁就能获益最早、获益最大。
一时间，荣誉雪花般飞来：属于企业的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国家企业管理最高奖“金马奖”、全国优秀企业，属于应治邦的有“全国首批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巨大的荣誉和鼓励，给此时已担任了五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应治邦，增添了更强烈的改造企业的欲望——这也为危机的爆发埋下种子。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因为股票融资所得上千万元，外加五环正炙手可热，银行纷纷找上门来贷款，足够的资本供给，让企业有了扩张的能力。
应治邦认为机不可失，他提出继续加大产权多元化、经营多角化的经营战略，把高新科技、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纺织、旅游等六大产业确立为公司支柱产业和发展方向。
扩张迅速在国内沿海城市展开，五环集团先后在连云港、昆山、珠海、深圳、广州、海口等地圈地建房、研发原本不熟悉的高科项目。当时，仅带“海”字头的高科技开发公司就有10多家。
五环还将势力拓展到国外，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毛里求斯、新加坡等地投资，开办了多家企业。
此时，大后方的西安东郊纺织城里，五环的起家产业纺织业却令人大跌眼镜：大量贷款投入到外地办公司后，因资金匮乏企业技改滞后，竞争力大幅下降。
而开办的那些企业，大多是一拍脑袋就上马的项目，经过两三年的运作，大多纷纷遭遇研发障碍和市场危机，巨额资本被深度套牢。与此同时，所有的银行得知五环现状后，立即关起贷款大门，并调头全力向五环追讨先期的巨额贷款。
至1995年初，因资金链发生严重危机，巨大的企业运营风险已彻底笼罩五环。
身陷荒唐“梅花案”
此时的应治邦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几十年来一直踌躇满志的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寻找可以解救五环于水火的资金——1995年春夏之交，号称一生聪明的他在融资无门的焦灼中，陷入了后来被评论为“荒唐之极”的“梅花案”。
这是一个叫虞维翰的人编造的骗局，大意是说有一个成立于明末清初的“梅花组织”，掌管着几十亿建国后解冻了的民族资产，其中很大部分属李鸿章所有。只要找到李鸿章的后人，就可以从梅花组织中拿到一亿元，来拯救五环集团。
虞维翰骗子团伙把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经不住诱惑，应治邦便同意出资出人去寻找李鸿章孙子李晓龙和其母亲，此后不久，骗子就把“李晓龙”找到了，并带给应治邦看，应治邦深信不疑，答应继续找李晓龙的母亲。
经过骗子团伙长达近一年的不断设套，应治邦在希望和失望之间，不仅数十天独自外出寻宝，还如同着魔一般，不断给骗子集团投入车马费，寻人费，购买“屠龙刀”、“尚方宝剑”等“寻宝工具”费，打点运作费等，最后投入资金高达46.5万元。
直到1996年5月，上级对其“隔离审查”，应治邦才如梦初醒，才明白原来自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荒唐骗局中。
1996年5月22日，应治邦被拘留，罪名是玩忽职守。28日，被逮捕。
当年陕西省审计厅对五环集团审计后得出调查结论认为，导致这个万人国有大型企业走向资不抵债的破产边缘，“企业盲目投资铺摊子”是最大的原因，经审查，五环集团在改制后，新建企业和对外投资项目高达107个，因此每年仅付银行利息就近5000万元；其次的原因是集团虽然改制为股份制，但并未按企业法人治理机制运作，导致出现决策失误、管理混乱的重大问题……
1997年4月26日，关押近一年后，被取保候审的应治邦走出西安看守所。1997年12月1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应治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因1997年新刑法实施，针对企业领导（非国家公务人员）已经没有“玩忽职守”一罪，但应治邦的判决书上，依然按“玩忽职守”罪进行了量刑。判决后，应治邦一度曾提起上诉，省高院维持原判。
走出法庭后，此时已经63岁的应治邦选择离开纺织城，离开西安。
11年过去了，有关他的去向，曾流传着“住在东新街”、“去往武汉”、“隐居深圳”等多个版本，而他那些在五厂叱咤风云的往事，也随着他的消失，渐渐烟消云散。
对话
“我不做百分百有把握的投资”
当身材瘦小的应治邦走来的时候，他已完全就是一位74岁的普通老人了。
戴着棒球帽，穿着浅色休闲衣裤的他，儒雅而谦虚，与一般的退休老干部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找到他采访，本报曾刊登寻人启事，曾通过各种关系私下打听，颇费了些周折。当记者最终在深圳华侨城见到他的时候，才体会到“大隐隐于市”，原是这般情形。
他如今常年隐居深圳，与女儿生活在一起，有时候也到附近的珠海、海南小住几日，偶尔也给一些企业做做咨询，发挥点余热。有事要找他还真是不易，因为他现在从不使用手机——20多年前，他就把“大哥大”用腻了。他给记者留下的联系方式，只是一个E－mail。
他远没有记者做外围采访时留在印象里的那般“强悍”，虽然他谈话的风格依然富有思辨；他也远没有风云激荡之后的超然物外，说起五厂，依然充满感情，滔滔不绝。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想起在五厂那些往事，你有什么感受，给自己打个分？
应治邦（以下简称应）：我觉得我还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五厂老百姓的。在最后调查我的时候，只有一项罪名“玩忽职守”。我没有把公家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没有想过给自己牟取私利，要是有贪污受贿这些罪名，就不是最后判一缓二的结果了……
记：也许吧，我们在采访中，老职工们还很感激你当年搞的住房改革。
应：五厂的住房商品化，是全省第一家企业对内部住房制度的全新改革，我当时提出来商品化保证分房公平的时候，却是一片骂声，因为在职工看来，60平方米的房子三万元，当时（1990年前后）都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现在呢，一平方米多少钱？职工现在当然感谢住房商品化改革。
记：类似的骂声或者反对声，在你当时的企业管理中，也经常遇到吧？
应：是的，当时要突破旧观念，阻力和压力都很大。我那时候提出风险经营思路，就是说企业改革发展，肯定是有风险的，风险越大收益才越大，比如投资，我认为有70%%把握的项目就可以坚决干，有50%%把握的也可以干，但如果有100%%把握的，我反而不干。如果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谁都可以干，你去干，未必干得过别人。这种思路，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
记：通过这些年的反思，是否找到一些当年失败的原因？
应：我觉得当年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基本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政策面发生了变化，1995、1996年因为投资过热，中央下政策，不让给企业贷款了，这对于当时五环集团来说，如同当头一棒，项目已经展开了，进退两难，资金链出现问题了。至于后来审计说资不抵债，我并不认可那种说法……
[
本帖最后由 lark 于 2008-6-30 13:2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