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 王世平先生

长安讲坛第二讲今天（6月29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讲，本场主讲嘉宾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处馆刊学术总监、研究员王世平先生。

    今日主题：辉煌的陕西历史文化如何诞生

    以下为第二场长安讲坛文字实录：

   
陕西神奇历史的定义

    让我们给陕西的神奇历史下个定义，大概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
    陕西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
    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陕西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有十多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其中包括盛极一时的周、秦、汉、唐等强大王朝；
    陕西是中国古代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剧烈冲突并逐渐融合的主要中心；
    陕西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中心，古都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

    陕西究竟凭借什么样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诞生出灿烂而辉煌的历史？说起来，这些独特的条件决不仅仅是影响了陕西自己，而且是造就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影响所及，甚至延伸到古代亚洲历史、古代世界历史的广阔范畴。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因为陕西所具有的这些条件，并依靠这些条件多次成为震撼世界的帝国心脏，可能中国历史所走过的轨迹就会完全不同，历史的面貌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之，将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范围放大，实际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的基本条件。

    第一，适中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中国，陕西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适中的，古人把陕西看作是最具控制力的天下中心。古代中国由于四周有高原、雪山、沙漠、大海的阻隔，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封闭的地理单元，它大体上同今天中国国境范围差不多。这个地理单元与外部交往不便，相对比较闭塞，但在它的内部却存在着各地之间彼此沟通的条件。在诸多强有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逐渐出现了统一大国的发展趋势。然而，既要走统一大国的路，那就要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来控制、来管理整个国家。“中国”也罢，“中华”也罢，首先就是一个“中”字，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个“中”，中国哲学的基础是“中庸之道”，而整个中华文明从哲学基础到政治理念，都是先讲“中”后讲“华”，并以这个“中”为核心来指导一切行为与实践的；中国的文化是典型的“中心至上”，所以在中国出现一个能代表各方面的绝对中心是必然的。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说，国家越大，对这个中心的要求就越高，而这个中心的重要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与国外先有城市、后建首都的顺序不同，在中国往往是先选择合适的地理中心，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军事中心、政治中心，再后来才逐渐变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从历史实践看，西周时的丰镐二京、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城、隋大兴城（即之后的唐长安城）这些著名的都城，都是先确定位置，然后平地起城，在一个小村庄甚或一片废墟、一片农田的基础上建成超级大都会的。这种现象说奇怪也不怪，因为在中国一向是政治、军事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不是把某个城市是否繁华作为选择首都的首要条件。而在交通不发达、资讯传递比较困难的古代，地理上的适中当然就是首都选择的前提条件之一。陕西到中国四面八方疆土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很早就被视为中国的中心，是最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就像车轮是绕着车轴转一样，让中国的一切围绕着陕西这个中心来运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合适的。后来的历史延续了古人最初的推想，陕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中国各方面的中心，圆满地演绎着“中央帝国”的政治理想与“中庸”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理念。

    我们这样说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有。1994年在距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嵯峨乡发现一个人工建造的巨大圆坑，口径260米，底径也有170米，深度竟达40米。它不象一般建筑高出地面，反而要向下挖出一个大坑，为什么呢？专家研究后认定，这就是汉代用来祭祀天地中央的祠堂天齐祠遗址，齐即“脐”，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古人确定的中国肚脐眼，也就是中国的中心。今天，我们有机会对古人选择的“肚脐眼”合理与否、古人的中心认识究竟对不对作一番验证。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几大部门用现代科学办法测量中国的大地原点，也就是要找出中国大地的地质地理中心，然而，历时数载、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和科技手段所找到的大地原点，正好就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距离古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不到二十公里，而距离古人心目中的大地原点，即这个天齐祠也只有二十公里，古都长安、天齐祠、中国大地原点，三者构成一个每边只有二十几公里的三角形，这个范围是很小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中心与现代中国的地质地理中心点几乎是完全是重合的！古代的道路里程都要以长安为起点起算，而今天在中国的各种测量、计量却都要以这个大地原点作为起始；同时，代表整个中国的“北京时间”无线电波，也是从设在陕西蒲城的省天文台长波发射台发射的，这样电波到达各地的时间会比较平均。出自同样考量、相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中国的国家卫星测控中心就设在陕西。现代与古代就这样出现了惊人的契合，这进一步肯定了陕西确实是中国的中心，而长安更是中心的中心，古人认识的正确性几乎达到完满的程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古人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的能力，我们再以这个天齐祠为起点作一番考察。从天齐祠拉一条直线正往南，正好从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长陵中央穿过，而再往南，又正对着世界名城汉长安城的中轴线。顺着这条中轴线继续往南，最后到达的就是秦岭脚下的子午峪口。我们知道，有一条在历史上很著名的道路连接关中与陕南，是关中与陕南之间最短的通道，因为大致呈南北方向，所以叫做子午道，它的北口就是这子午峪。天齐祠――汉长陵――长安城中轴线――子午峪，这一连串的点连接成中国古代人工勘定的最长建筑基线，总长度达74·24公里。如此超长的基线，其笔直的程度也让人咋舌，它的偏移误差经今天的科学验算，竟然只有万分之二十二！按照这条基线再延长，发现在陕南的西汉汉中郡，和位于今内蒙杭锦旗的朔方郡，以及其后的大夏都城统万城，都在同一条南北线上，而这条线更长达870公里。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显然了，古人不但确定了中国的中心点，而且从这个中心点开始，又拉出了一条笔直的超长基线，再沿着超长基线，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计算，在极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整体的都城、帝陵、交通和州郡的规划布局！可以说，汉人的大局观与宏观意识真是出神入化、高深莫测。我们在惊异、感叹之余，应当知道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一种纯粹的偶然，而是古人凭直觉、凭经验，最终得到的感性之知与今天科学测量得出的理性之果，是能够完全吻合的。古人的这种高超的认知能力本身，也正是放眼全局、心怀天下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这里难度最大的是战略中心的确定。如果说，地理中心的测定凭一定测量手段就能得出的话，那战略中心的确定就需要知识、胸襟与气魄，需要过人的大局观。话说得远一点，中国古人有着惊人的宏观意识、全局观念，东汉末年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身居隆中草堂，就天下大势对刘备侃侃而谈，并对未来几十年中的形势演变、包括将会出现三国鼎立这样的大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对这一段谈话的记录就是后来被人们推崇至极的《隆中对》，这样出众的大局感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上去考察也是无人可比的。然而在中国，像诸葛亮这样胸有全局的智慧之士却远不止他一个人。遍观史籍，这种宏观意识正是由中国的中心文化所造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放眼天下、胸怀全局”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修身立命的一种原则，人生的一种信条，并进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或民族个性。出自这一心理和信条，那些仁人志士在观察形势时的视角总是全方位的，总是以大局为重的。古人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反复实践与不断探索，认定陕西在中国不仅是位置适中，到四方的距离差不多，而且还是特别重要的战略中心，战略中心与地理中心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东部的广大区域是主要的经济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之所在，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则是关乎国家安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国防区。它们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接合部？如果有，这个接合部在哪里？答案是有的，它就在陕西，就在古都长安这一带；另外，中国的北方是草原文化区，是草原民族、游牧民族驰骋纵横的用武之地，而中国其余的地方主要是农业文化区，又是农业民族大展宏图的历史舞台，那么，它们的接合部又在哪里？答案仍然是陕西，又是陕西正好位于它们的接合部。陕西这种身为东西向结合部、南北向接合部的状况迄今未变，今天陕西的北部依旧是半农半牧区，再往北就进入蒙古高原也就是草原与沙漠地带；而陕西的中部关中，则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今天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就在关中腹地的杨凌。越过秦岭到陕南，同样也是农业区，但那里种植水稻和亚热带作物，与关中地区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站在陕西的中心关中环首四顾，映入眼帘的就是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几大区域相毗邻，这种状况在别的地方是很难看得到的。站在陕西的大地上，特别容易产生“心怀天下，放眼全局”的宏观意识，产生一种报效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这是古人的历史多次证明过的，同时也是陕西这地方不断诞生为国家、为民族而奋不顾身的仁人志士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扼守干线交通的枢纽地位。

    陕西地处古代中国几大交通线的咽喉位置，或者说就是“米”字型交通网络的中心，其交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这里说的交通，指的是大交通线，是指事关国家大局的交通大动脉而不是那些支路、小路，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是延宕万里、连接广大区域，对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通天大道；此外，这里说的还包括有一些特殊的道路，虽然不算“大路”，但却重要无比，就像作为陕西大后方的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交通不便，被诗人李白形象地称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为了打通同四川的交通联系，在陕南与川北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建起了中国古代最大的栈道系统，凌空飞架，工程艰难，其总长度超过一千公里。栈道崎岖艰险，看上去惊心动魄，但它称得起是中国重要的交通命脉之一。

    这些古代的道路不仅绵延在中国国内，而且又可以延伸到境外，成为国际交通大动脉，唐代宰相贾耽指出中国有七条对外交通大干线，每一条都是以长安为中心而形成的，所以就像古代欧洲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语一样，中国古代也有“条条大路通长安”的说法，古代长安与罗马的交通地位不相上下，它们都是世界著名的国际交通中心。

    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古代各条大路与陕西的具体关系，只以其中的一条为例来作一说明，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生命线――东西交通干线。

    在古代，限于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人们没有可能大规模地移山填谷、改变自然面貌去发展交通，“愚公移山”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由此，所谓交通建设主要就是指利用天然形成的地形孔道，稍加修整而建成道路，只是在必要的地方架桥铺路、弥补原有地形的不足。我们现在说的这条大干线东起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大平原，在黄河中游沿黄河谷道蜿蜒西行，在黄河大转弯处、也就是天险潼关一带进入陕西，接着穿越由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再往西渡过黄河到达甘肃武威后，由此而始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顾名思义，也是由天然地形所形成的天然大通道。离开河西走廊的终点敦煌，在著名的玉门关、阳关处分为两路，穿越沙漠戈壁，最后进入新疆，人们习惯上喜欢将这条大道称为“阳关大道”。对照今天的地图，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条横贯中国东西方向的交通干线，而真正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它竟然是唯一的！确实，受从蒙古高原开始、向南直到云贵高原的复杂地形阻隔，能横贯整个中国东西部的交通干线，迄今为止仍然仅此一条而没有第二条！今天，陇海铁路和它的延长线兰新铁路还是沿着这条线在延伸，把中国的东部与西部连接在一起。由于古代中国的东部是广大的经济区，而西部则是更为辽阔的国防区，这两大区域都关乎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前途命运，所以，古代中国主要以东西分野，地域要按“关东”、“关西”（这个“关”指的就是位于黄河大转弯处的函谷关或后来的潼关）来划分，而中国人就要按关东人、关西人来区别。与古代这种分野相反的是，今天在中国是以南北分野的，只有“南方”、“北方”和“南方人”、“北方人”的区分，而没有“东方人”、“西方人”的称呼。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建设，主要着眼点就是要将东部和西部连接得更紧密，一切大的工程项目都与此有关，这样，东西方向的交通就远比南北方向的交通重要得多。因为有这种东西向为主的交通格局，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唯一连接东西部的这条交通大干线，确实就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可以从又一让人感到惊异的事实表现出来：中国有六大古都，而其中的一半，即长安、洛阳、开封三大古都都位于这条线上！难怪，学者们又将这条线称为中国的政治轴线。这条线重要如此，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然而，陕西与这条交通干线的关系如何呢？前边说过，陕西位于东部经济区与西部国防区的交接地带，那么，陕西想要向东控制经济区，向西控制国防区，一切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掌握、控制这条重要性无以伦比的交通大动脉。说它是天赐其成也罢，说它是科学选择也罢，陕西特别是长安，在这条线上所处的正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咽喉位置，通过占据这一位置实现对这条大动脉的总体控制，进而向东向西双向控制东部的经济区和西部的国防区，实际也就是取得了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占据特别有利交通位置的长安，牢牢卡住了关连整个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军事命脉，具有其它几大古都无法比拟的交通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断言，在古代中国的前半期，得这条东西交通线者得天下！西汉时大将赵充国驻守金城（在今青海湟中一带），他派使者向朝廷奏议，金城到首都长安所走的正是这条东西干线，来回三千五百里，仅七天就得到朝廷回报，而这还包括皇帝与大臣议事的时间在内，由此可见这条道路的通畅便捷情况。宋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对这种超高速度大发感慨，叹息宋代没有这样的交通条件。我们知道，宋代与西汉的国防成效是有天壤之别的，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首都对国防前线信息不畅，因而缺乏控制力。两相对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条交通大动脉在国防方面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条线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这条线进一步向西方延长，越过高高的帕米尔高原，与位于伊朗高原的亚洲干道连接起来，这就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世界性大通道――“丝绸之路”。我们知道是西汉时的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那么这一“开通”在地理上的含义是什么？可以说，张骞的壮举实际就是将帕米尔高原两边原有的两大干线连接在一起。中国的国内通道延伸为国际大通道，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中国首都升格为国际大都会，这就是丝路开通的地理含义。他的这一壮举大大增加了这条线路的价值，具有新的、更重要的伟大历史意义，所以被称为“凿空”。

    通过对陕西与这条交通线关系的分析，我们能够知道，陕西所享有的交通优势，不仅仅是一种地利、一种方便或一种偶然，实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是绝无仅有。今天，陕西这种优势依然存在，国家规划中的“五纵七横”干线公路网，又是在陕西形成交叉，西安又一次成为国家“米”字形干线道路网的中心。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在陕西汇合，把陕西所具有的交通优势清楚地凸显出来。

    第三，陕西具有支撑一个大国各方面中心的经济实力，有着优越的农业条件。

    在古代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发达的原始农业，并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同各地相比，陕西的原始农业出现的要更早一些，这原因在于陕西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黄河流域一向被称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祥地，而在陕西广袤的黄土高原，在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更有着特别出众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约离现在七、八千年，这些地方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原始农业。研究表明，构成黄土高原的土壤就是所谓的“黄土”，它有一种奇异的自肥能力，不用施肥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肥效，并且只要有水就可以自行补充肥力。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起这位学者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原因是他在世界学术界最早提出一个著名而伟大的概念――“丝绸之路”！后来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李希霍芬的重要发现。正因为如此，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是最有条件发展成优良农业区的地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曾评定九州也就是当时全国的土质，陕西这地方属于雍州，雍州的黄壤土列为上上，即第一等；后来汉代时也曾有类似的评比，陕西关中的土质仍被评为上上，这在史籍中记载得很清楚。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土壤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比较疏松，非常易于开垦，这对只有简单的木、石、骨工具的先民来说，无疑也是天赐良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最理想环境。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原始农业不可能首先在比较坚硬的土壤上发生，因为先民们简陋的工具很难对付那种土壤。由渭水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特别是在今天的西安附近，密集的河流一般都有比较充沛的水量，这就是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八水中除渭水外，汇入渭水的泾水也是比较大的河流，因为二水含泥沙量不同，所以在它们的交汇处水的颜色有明显的深浅不同，这就是成语“泾渭分明”的由来；灞水在长安以东，既是长安的一道安全屏障，也是长安的水源之一，直到唐朝时它的水量还是不小：大诗人王维住在灞水上游的蓝田辋川，早上乘小船沿灞水顺流而下，中午即可到相距百里之遥的长安。这些河流养育滋润了关中大地，也成为后来维持“帝王之都”长期存在的重要生命条件。中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起源国，而很多农作物正是在陕西最早培育成功，然后才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推广的。总之，陕西所具有的宜农条件是上古时代无以伦比的，而这种条件又为先民们所发现、所认同。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来，劳作不缀、代代相传，与大自然顽强拼搏，终于发展出中国最早的定居农业，并因而形成集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始定居点。在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原始的村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渭水两岸村庄密布，根据今天考古钻探的发现情况来看，在关中地区共发现有新石器晚期的村落遗址35，000多处，有些地方的原始村落密度甚至比今天的村庄密度还大。名闻中外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就是一个距今六、七千年前并且存在了几百年的原始村庄遗址，村内可以容纳数百人生活，而农业是支撑这个村落长期存在的主要经济手段。这里无论气候、土质条件都十分优越，村前坡下又有浐河的水潺潺流过，难怪它会成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原始农业定居点之一。在这一遗址曾出土已经炭化了的粟（小米）和白菜籽，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同类农作物实物标本。今天，在它的遗址上建起的半坡博物馆，既有宽敞的遗址大厅，观众在里边可以体会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也有精心陈设的文物展厅，让观众能仔细观赏出土文物。这个博物馆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吸引大批的中外游人与学者前来参观。

    到后来，关中地区的自然优势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这里很快成为全国主要的农业区。擅长农业的周人几经漂泊，终于在关中地区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周人先祖名叫“弃”，在关中西部一带教民稼穑，被后人尊称为“后稷”，“后稷” 的意思就是“谷神”、“谷王”，也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农业始祖。周人因为致力农业而日益强大起来，终于打败商人并取而代之，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周王朝。总之，陕西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最佳条件，是中国最早开发出来的农业区之一。我们不难理解，如果陕西地区没有这样优越的经济条件，它怎能支撑一个个巨大首都累计1，200多年的长期存在、怎能支撑汉唐盛世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高度繁荣？古代学者如司马迁等早就指出，关中的土地和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所拥有的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七，这都是对陕西地区经济基础的充分肯定。

    除了农业之外，陕西还有着成规模的畜牧、矿产、木材等产业，譬如铜矿，这是青铜铸造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西周时在陕西地区生产的青铜器数量在全国绝对第一，如没有大规模的铜矿，这是完全做不到的，难怪古人要把物产丰富的陕西称为“天府之国”。“天府之国”？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疑惑：这不是今天对四川省的成都平原的称呼吗？但古人确实是这样称呼陕西关中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陕西关中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富饶无比的“陆海”，这比最早称四川为天府之国的唐朝诗人陈子昂，要早差不多九百年。

[ 本帖最后由 上筑临风 于 2008-7-6 19:50 编辑 ]

    第四，陕西有着相邻几大文化区所带来的交流便利。

    谁曾想到，深处内陆的陕西，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各种交流最密切的地方。这里说的交流还不是指国际交流，而是指国家内部的各种交流。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是因为陕西处在几大文化区的交汇点，周围有各种完全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在环绕，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陕西，使陕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冲突中心与民族交融中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中心。我们如果看看今天的地图会发现，陕西同周边8个省、（区）接壤，是中国相邻省份最多的地方；而如果看看历史地图又会知道，陕西北部有着大片的畜牧区与半农半牧区，那里长期生活着不同的游牧民族，以西周时为例，生活在这一带的是猃狁（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后来匈奴人的祖先），他们过着游牧生活，依靠精良的骑术和强大的骑兵，不时南下侵扰，构成对中原内地的严重威胁；从陕西向东隔着黄河，是内涵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文化即商文化，商地出产的农作物也与陕西有所区别；从陕西往西，就是古人所谓的西戎地界，那里的戎族被视为野蛮人，他们也是以游牧为生。然而正是戎人构成了对西周王朝的严重威胁，最后，曾经强大一时的西周王朝就是在戎人的入侵下灭亡的；越过高峻的秦岭山脉就属于陕南，沿汉水谷地生活着的是另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是巴人与蜀人，他们的文化被称为巴蜀文化。巴、蜀曾被人看作是落后民族，巴蜀文化也被视为低等文化，所以有一个词叫“下里巴人”，大家都认为这是针对巴人的贬义词。然而，当震惊世界、属于巴蜀文化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后，世人这才意识到，巴蜀文化原来丝毫也不落后，至少不比中原内地差，在陕南发现的大量巴蜀文化的遗存文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中，曾在经济上得到了巴族一位寡妇名叫清的大力支持，因此对她大加表彰；总之，说巴蜀文化落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环绕在陕西四周，陕西就随时在接受着不同文化的冲击、感染与熏陶。而且，这种冲击、感染与熏陶不是短暂的一时之事，它一直贯穿陕西古代历史的始终，几千年中都是这样。这对陕西来说既是痛苦也是幸事，受到侵扰时自然苦不堪言，但更多的却是同周边各地交流了物产，在思想与精神上受到熏陶与感染，在文化上汲取了有益的营养，甚至在民族血缘上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成员，从而极大地丰富与壮大了自己。可以说，从周秦文化最初起始，陕西的主体文化就是在与周边四邻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进步的，年年如此，始终如此，终于成为中国古代交流程度最高、内涵最丰富、积淀最深厚的地域文化，因而能够在遍布各地的多种文化流派中脱颖而出、一柱擎天，担当起支撑整个中华文化脊梁的重任。在陕西，经历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是中国古代三次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被称为黄金盛世的秦汉帝国、隋唐帝国，把古代中国一次又一次推向高峰，这些都与它这种相邻多种文化、因而具有大规模交流便利的条件有关。

    至于陕西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那是又一个重要的话题，容后文详述。

    第五，固若金汤的安全条件。

    陕西有着固若金汤的安全条件，这是陕西能被诸多朝代选中为建都之地的最主要原因。

    作为农业民族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财富就是土地，它不可能带着土地像游牧民族一样游走四方、漂泊不定，所以保卫土地就是农业民族最基本的国防观念，而它的国防态势也只能是采取守势，万里长城就是农业民族“守土为安”心态的典型反映。农业民族对安全方面如果说选择，只能是尽量选择一个安全的地理环境，这成为农业民族确定政治中心、选择首都都址时最重要的考量，或者说就是它选择首都的基本前提。

    陕西的安全条件，首先就在于由大地形构成的安全屏障。北边，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起伏，这本身就是对敌方骑兵的一种限制；在靠近关中中心的地方，又有几道山脉联合组成的北山，好像城墙一样阻挡着敌人；关中平原的南部则是高峻的秦岭山脉，逶迤千里、横贯天际，秦岭主峰太白山高达3776米，是中国大陆东经105度线以东最高的山峰，秦岭还是中国大陆南北气候的天然分界线；秦岭中一座重要的山峰华山，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五岳之一，也是所有的名山中最为挺拔险峻的一座；东边，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从高原、戈壁滚滚而下，在潼关脚下突然转向东流，直奔大海；西边则是直插云霄的陇山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环绕富饶的关中平原，不仅是天下难得的兵家必争之地，而且给居住在关中的人们极大的安全感与心理慰藉。有了合适的天然地势，然后在天然地势的缝隙上布设关隘、筑城修寨，作为对天然地势某些还不够严密地方的一种补偿，这是历朝历代惯常的做法。通过这样的艰苦努力，天险与人工完满结合，于是就构成了这一块战略要地的大纵深安全防御体系。因为东有函谷关、东南有武关、西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这样一些雄关险隘，所以位在四关之中、由渭水冲积而成的这一块平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叫做关中。当然，以后又有大关中的说法，但它的含义没变，仍然是指包被在诸关之中的地方，这一名称本身就带有一种安全的意蕴。不仅如此，在陕西许多朝代都大修长城，累计下来有七重之多，总长度达数千里，捍卫着广大的疆土；长城身后，遥遥相望的烽燧连绵不绝，可以迅速地将前线的军情传递到首都长安，这也加强了陕西的国防安全程度，至今这些烽燧在陕北还是举目可见；再如秦始皇时修建的直道，是与长城齐名的三大工程之一，它实际是一条国防公路，意在加强首都咸阳同北部军事重镇的联系；唐初时国家建有关隘数百，其中“上关”即最重要的关隘有六，这六座上关全部建在长安的四周。从西汉时起，首都长安选在渭水南岸，也有以渭水作为长安安全屏障的含义，这更增加了长安的安全系数。古人高度评价了关中的天险地位，西汉时有一位叫田肯的人认为只要有两万兵力在关中，就可以抵挡住诸侯的百万大军（见《汉书》高帝纪）；同时古人还认为关中是居高临下、控扼四方的关键和锁钥，还是这位田垦说：“（秦地）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这也就是“高屋建瓴”一语的由来。

    第六，多次建都而形成的传统影响

    中国是一个极端重视历史、重视经验和重视传统的国度。在中国，只要一件事获得成功，那它对后人而言就变成传统与经验，后人依样实行，首先就有了心理上的依据。像选择首都这样的头等大事，有了西周、秦、汉这样强大的王朝奠都关中作为前例，那么其后所有的决策者都绝对要考虑这种传统。在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接踵选择长安为都的前提下，对于隋与唐两大王朝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强有力的传统。隋代后期，贵族杨玄感起兵造反，有一位名叫李密的士人――此人后来就是《说唐》中瓦岗寨的寨主――向杨玄感进言，说现在有上、中、下三种选择，上策就是首先直取长安作为根据地，而下策是硬碰硬去攻打洛阳，结果杨没有采纳李密的意见导致失败。与杨玄感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太原起兵的李渊，第一个行动目标就是不惜代价直扑长安，并且在长安牢牢地扎住了根，接着就以关中为根据地建立起大唐帝国。显然，在选择“何处为根本”的问题上，李渊比杨玄感要成熟、老练许多。隋与唐两大王朝都出身于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为“关陇集团”的多民族共同体，隋与唐都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在选择首都时自然丝毫不会考虑其他地方，而是毫不迟疑地定在了长安。所有这些，都是在充分吸取前人经验的前提下做出建都长安的最终决策的。中国历史上前后共有13个王朝在今西安建都，为全国第一，另有大夏在陕北建都统万城，这其中传统的影响力实在是起了很大作用。再往后，甚至宋朝与明朝也曾一度考虑将首都迁到长安去，这就是明代西安城墙筑得无比高大坚固、不次于京城的原因，意思就是为可能的迁都做准备。到清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西狩”，说直白点就是向西逃难，其所选择的目的地也是西安。这不仅是因为西安城池坚固、深处内陆，同时也与西安的历史名望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也曾下令以长安为西京，准备随时迁都于此，其所看重的除了这里的战略纵深外，仍然是考虑到古长安一再建都的历史传统。

    古人对陕西形势的认识

    那么，古人对陕西所具有的这些条件有何认识呢？应该说，古人的认识从不明确、不清晰到明确而清晰，从直觉与感性到科学而理性，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各门科学与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科学，依靠实践经验得出认识，然后在代代相传中保持认识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对建都之地的选择与决策也是这样，这其中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人先以周原为都，位置在陕西关中的西部，他们将首都迁到关中中部的沣水一带，建立起丰、镐二京，这完全是凭借直觉。这里不仅条件比周原更好，而且还包含有进一步向东发展的意图，为以后的伐商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周人对丰、镐二京的位置选择是很合理的；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长期政治与军事的实践中，政治家、战略家们对天下大势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中国人胸怀全局、放眼天下的宏观意识，在这时开始体现出巨大的优势。战国时许多策士曾游说各国，对每一国的地理形势都了如指掌，都能说出精辟的见解，如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策士，他不是秦国人，但他对秦国却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指代郡、马邑，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一带），此天府也”，这样的见解是很深刻的；秦亡之后，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建立汉王朝，奠都洛阳。这时，一位赶车的老兵名叫娄敬的去见刘邦，说出了一番自己的见解，大意是说：秦地（指关中一带）有山河之固，万一国有急事，百万之众可随时召集，这地方是天府之国，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既可以安身立命，也可以据险而守。如天下大乱，这里就是一个保全之地；占有秦地，就等于同天下诸侯决斗时，掐住了对手的喉咙而顶住对手的背，所以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听了这番话，由于刘邦手下的众大臣多为山东人，他们不愿意远离家乡，所以七嘴八舌都主张都洛阳，这使得刘邦犹豫不决。恰好这时刘邦的主要谋士张良来了，刘邦又问张良的意向如何。张良在这一关键时刻发表了一通见解，大意说：关中东边有函谷之险，西边是陇（今甘肃）、蜀（今四川），沃野千里，南边是富饶的巴蜀，北边有优良的牧场；关中北、西、南三面都可以凭险阻守，只留下东边用以制服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就依靠黄河与渭水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到关中；如果诸侯有变，那就顺流而下，足以平息叛乱取得胜利；关中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番话说得比娄敬的更深刻、更全面，刘邦听后豁然醒悟，于是当天就下令车驾西行，移都关中，并因为娄敬提出奠都关中这一重要建议而封他为奉春君，赐姓为刘。以后，建于关中的汉都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会，能与欧洲的罗马相提并论，并且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伟大影响，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娄敬、张良与刘邦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有趣的是，刘邦是今江苏人，娄敬是今山东人，而张良则是今河南人，他们都不是陕西人，然而凭着对天下大势与关中各方面条件的深刻理解，凭着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与政治家的果断决策，他们最终决定奠都关中，这是抛弃了狭隘的家乡观念与小集团利益，而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作出的决策，为的是保证全局利益的最大化与长远化。他们在重要关头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历史，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对后世选择首都，都具有经典性的指导意义。不过，除他们之外，我们不难发现，以后与娄敬、张良发出类似议论的还大有人在。西汉武帝时著名的睿智之士东方朔说过：“夫南山（即终南山，亦即秦岭山脉），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千、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浐灞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梗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这里东方朔说的范围就是关中，也就是陕西的精华之所在。这段话中的“陆海”，后代学者也曾有解释，同“天府”一样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关中的富饶无比，而“土膏”则是形容土壤肥沃得像油一样。同样有趣的是，东方朔也不是陕西人而是河北人，前述苏秦则是河南人，他们与刘邦、娄敬、张良一样，都是站在很高的角度上观察大势，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到东汉时，虽然首都已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但许多人仍对关中的条件怀念不已，如著名学者班固就说过：“（关中）左据函谷二崾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也；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也”。说起来，他们对陕西地理形势的理解与认识，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且将既有的经验与直觉升华为科学与理论，为以后的都址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后来的政治家与学者对陕西、对关中还有很多深刻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样的认识得以产生，一方面是出自自己的观察与体会，另一方面也是对前辈学者见解的尊重与继承、弘扬，是一种知识的不断积累，或者就是前边说的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陕西优越条件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也愈来愈理性。陕西是古代中国前半期首都的首选之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由多重基本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出自哪个人、哪个小集团的一己之利或一孔之见；而再往后到了中国古史的后半期，整个国家的大势有了重大变化，陕西在全国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那么尽管还有许多人对陕西继续很感兴趣，但却不得不选择其他地方为都，这也同样是不以某个人、某个集团的怀旧情结与恋恋不舍为转移的。

    总之，陕西是这样一块地方：脚踏实地的农夫能在这里收获丰硕果实；血性男儿能在这里挥舞刀枪百战成名；心志高远的探险家从这里出发去圆大发现的梦；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以这里为根据地，要实现统一与富强的远大理想。中国古代的最强音在这里奏响，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绽放出最艳丽的花朵，这里所具有的优越条件最终结出了丰硕之果。

[ 本帖最后由 上筑临风 于 2008-6-29 18:40 编辑 ]

陕西历史文化璨若星河，这其间究竟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何中国历史上的十三个王朝都不约而同的定都长安？为何民间有“得长安者得天下”的说法？大家常说的“阳关大道”指的是哪里？三原嵯峨乡的巨大圆坑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肚脐眼”？这一个个诡秘、神奇的历史之谜，本周末开讲的“陕西网络大讲堂”将为您一一解读。

    《长安讲坛》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文物局、省社科联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西部网等承办。本期10场讲座将邀请到“秦俑之父”袁仲一、“半坡遗址”挖掘主持者石兴邦、著名国学大师张岂之等国内考古界、文化界的顶尖大腕，围绕陕西历史文化、考古发现、文物古迹，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见解为网民朋友们揭开穿越时空的千古谜团，讲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精彩故事。

    6月28日，袁仲一、石兴邦、张岂之、成建正、王世平等专家、学者将在第一场讲座中集体亮相，漫谈陕西历史文化。

    6月29日，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将在第二场讲座中详细介绍诞生陕西历史文化的原因与条件。

    7月5日，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将带你细细品味悠久的唐长安文化。

    7月6日，陕西文物局副局长刘云端将解读璀璨的西周文化。

    7月12日，原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袁仲一将邀您共同体味深厚的秦俑和秦文化。

    7月1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将揭开西汉陵墓的神秘面纱。

    7月19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秦文化研究会顾问、陕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学理，邀您感受昌盛的汉文化的和茂陵的历史。

    7月20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赵文润，讲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非凡一生及其评价。

    7月26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人之一韩伟，将从亲历者的角度，解密法门寺的发掘经过。   

    7月27日，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的“炎黄在陕西”将带大家感受文明发祥地的博大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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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网届时将现场直播全部10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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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已经是过去的往事了，现在还提他干什么。虽然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是念念不忘历史，则是迂腐。还是放眼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