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
李廷华
内容摘要 本文引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员何正璜的日记及有关档案资料，叙述考察团初到西安之时的社会和学术活动，回顾在抗日战争艰难环境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坚韧和张扬。考察团成员的实践和感受，表现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国民政府主持完成其事，为黯淡时代的一片光亮。
关键词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西安 阎甘园 李朝杰 青铜器拓片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1941年元月初到达西安的。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是留法学生，王子云前往拜访，相叙甚欢。在王捷三的陪同下，王子云又拜访了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何正璜日记1941年1月31日记述了这次拜访，当时用语为“晋谒”。首先，由蒋主席对考察团全体致慰勉词，继由王团长致述词和颂词。这样的一个仪式似乎由当时的官场礼节规定，主人的“慰勉”代表地方当局对中央来的工作团体表示欢迎，当然也有对其工作意义的理解和称颂；客人的述词是自陈工作性质，颂词自不免对封疆大吏美言。礼敬已毕，王子云马上提出考察团需要进行的最主要工作，及希望省政府帮助者，是以前存于碑林的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另外二骏已经在军阀陈树藩统治陕西时期，被盗卖到美国，藏于费城博物馆），需要做石膏翻版。当时，就获得蒋鼎文允诺。何正璜对当时会见的形容是“尽欢而散”。
第二天，西安各报以大字标题刊出蒋鼎文会见考察团全体成员的消息。王捷三趁热打铁，希望王子云向陕西省政府写一个建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何正璜也赞成此事。如果王子云能够主持一个博物馆，发挥其对中外美术历史的知识见解，又可以有长期安定的研究生活，这应该是他们结合成家之后最理想的前途。当然，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甚远，当时的西安，确实因文化传统的丰厚而引起朝野之间的共同重视，国民政府成立了“西京建设筹备委员会”的机构，以党国元老张继（溥泉）为主任委员，招引大批文化界人士前来西安。以后，张继之子张光直成为二十世纪颇有成绩的考古学家，当亦有乃父此段时期的工作影响。最近回大陆参观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回忆自己出生于西安的原因，也谈及他的父亲连震东当年就是由张溥泉先生援引前来西安进行有关工作。在战争环境下，“建设”几同海市蜃楼。西安碑林的大量文物不得不拆卸包扎，隐藏于地下。考察团当时要翻制一些文物的模型，也必须经过当局明白指示，才得以实现。对西安文物的重视，共识已具，而要想投资建构则难上加难。当时，除张溥泉有心于古迹保护，还有军政大员如于右任和张钫，亦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宝贵墓志碑刻运回西安。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刻石和张钫的《千唐志斋》刻石以后都成为碑林的重要藏品，可见西安确实是古雕刻艺术最好的集藏之所。王子云在西安之间，曾经多次拜访张溥泉，得到他的教益和鼓舞。王捷三对王子云的建议，也是出于对陕西乡帮文化建设的热情。这个博物馆虽然没有能够在王子云手里建成。但王子云和何正璜在西安考察中间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物，以后都捐献给了碑林博物馆，何正璜参与建设了碑林的石刻艺术陈列室，并且在该馆工作到退休。
王子云和何正璜对从来未曾到过的古都西安，印象是美好的。这时候，全国大部分重要城市已经被日军占领，在硕果仅存的几座大城市里，作为西北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安，地位十分突出。西安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来为全国首屈一指，在抗战形势下，更加为国人注重。经历了几年的奔波流徙，王子云和何正璜在西安竟有回家之感。他们在西安受到的欢迎和重视也增强了这样的感觉。
在易俗社看秦腔《梅花岭》，考察团成员被招待于第三、四排最中间的座位。舞台上有大书红字长幅“欢迎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座位前还摆放了茶点水果。王子云和何正璜等以前也见过不同世面，但作为贵宾，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得到这样的隆重欢迎，都还是平生首次。《梅花岭》是表现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兵的新编历史剧。当时的剧团，针对日军侵略，国难当头，多有新编历史剧，作为鼓舞军民抗战精神的武器，如梅兰芳排演了《抗金兵》，话剧界也演出了《文天祥》等。西安易俗社虽然是一地方剧社，却每有与新时代新文化共同进步的表现。早在1924年，鲁迅来陕西讲学时便对易俗社很有好感，除捐钱赞助外，还题写“古调新弹”匾额。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其声悲凉粗犷，甚合古秦中长铗壮气嘶吼于大野高秋之慨，与这里的饮食习惯也颇相合。王子云多年旅居在外，对西北生活的简单质朴如鱼得水。何正璜则对这里请客吃饭的“羊肉锅”不太适应。秦地饮食，品种较江南西蜀要简单很多，如果要图饮食精良，风光绮丽，现代西安并不是理想之地，而要考中国之“古”，西安则不独古意氤氲，甚至可以说古迹遍地。且看他们初到古城时之所见所闻：
军阀刘振华统治陕西时期，在公馆内建房，挖出一古碑，工头献给刘，刘不以为意，碑石复埋于土。施工中再有碑刻之类发现，工头干脆不许挖出，怕出力不讨好耽误时间。以后，刘振华离开陕西，有知道此事者报告新当局，经发掘，那不入“刘”眼的碑刻竟是唐大明宫内苑详图。以后西京建设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更在一户人家的台阶上发现唐太乙宫详图。这样的发现，轰动了国内考古界，于是有北京人士前来西安寻碑，居然在一家古董店里觅得方石头十八块，绘有唐代各宫之全图。现在人们知道唐长安城为现西安城墙内面积的八倍，并非臆断。考察团人员为这样的传闻而兴奋，他们自己在这里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941年的旧历正月初一，他们在西安街头散步，过卧龙寺，见有五、六家石刻店，多以旧碑石材为新碑用料，“有一人临危，全家痛泣之浮雕，表情如生活，人身比例亦正，为不可多得之物，而今已砍为数块，数日或经石匠砍磨，更连此片断遗存亦不可见矣。又一家一长碑上全以线条刻成一宫中人物，山石宫殿台几等线条流利，布局大雅，神情如闻其声，我爱之至不忍行。此物若在任何他国，必为博物馆中之上等存列品。而在我国则弃于此地，抚之再三，泪为之盈眶。我等购之既无此费，请政府保留又不可能，又不忍任其湮灭，古国艺术佳作竟遭此命运，我个人为之心痛。又一家一堆小石中间，可有二鹿相逐，其肌肉骨骼腿有劲之象，一一表现卓然。我亦只有抚摩叹息而已。”
他们进入卧龙寺后殿，见一碑，记有此寺的来历，寺址竟为汉灵帝时所创，宋太祖未登基前曾经在此寺中寓宿，故改名“卧龙”。这个卧龙寺的所在，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东侧，仅一路之隔。以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定居西安，就住在碑林之内；七十年代，何正璜在博物馆分得一套小单元楼房，南观碑林，东瞰卧龙，当年初到西安时的种种印象难免浮上眼前。
西安东门外的八仙庵，因慈禧太后逃八国联军之难为行宫而著名，但这里的一块碑刻写道：“唐兴庆宫遗址，贞开之间，留学长安者逾八千人，而释、景、回教等，皆许在京师开坛，建寺宏敞，教宗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家之传播尤广。”[ii]何正璜当年在八仙庵所见的这块古碑，记录了唐代兴亲庆宫情形。以后，当王子云和何正璜定居西安之后，就在毗邻八仙庵的地方，修建了兴庆宫公园，为西安最大的公园。西安西关外有隋代初建的崇仁寺，在唐代作过李世民的祭庙。明代西安为秦王府，在兴建中从崇仁寺地下挖出大量古玉佛像及锺、磬、刻碑等古物；清代乾隆年间，毕沅为陕西巡抚，重修崇仁寺，为西安当时最大寺庙。同治年间因回民战争，毁于大火。王子云在这里考察时，最关注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建，记叙了东罗马帝国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尔所创，于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当时，唐太宗命大臣房玄龄出长安西门迎接；以后，又建波斯寺为传教专所。当时的中国，信上帝与信皇帝并行不悖。景教在中国流行210年之后，因为唐武宗毁禁一切外来宗教，此碑因寺毁而湮失。在五代、宋、元各代，此碑再未见于任何记述，明天启三年（1623），碑在陕西周至县被发现，以后，移来崇盛寺。清末，欧洲考古家丹麦人何尔模等来西安，要求价购此碑运往欧洲，西安地方当局已经与其达成协议，但消息传到北京，被清廷制止。最后做法是允许何尔模翻铸碑模，带回欧洲，原碑则移入碑林保管。现在参观碑林者，都可以看见这块记录着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交流历史又历尽沧桑的名碑。当时因为此碑埋藏于地，考察团竟未能得观。
当时虽然没有看见价值无二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崇仁寺的后院荒草中，王子云却发现了几个无头佛像。以他的艺术鉴赏力，认为造型之精美，为中国佛身雕刻所仅见。当时王子云就考虑怎样收藏保护这些埋于乱草中的无头佛像，因为其体大等同真人，考察团根本没有收藏之地，搬运也十分困难，当时只能拍照记录。王子云的计划是要购买下来，运往首都。以后，这计划未能实现，而断首佛像终于还是被碑林保存，陈列于石刻艺术展览室。何正璜也不会想到，这次没有见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以后的很多年，当她担任碑林博物馆的陈列部主任时，成为对国内外参观者介绍中国古代外交的重要内容。和此碑有相近价值的，还有《不空和尚碑》与一具石“经幢”，前者为唐代大书法家徐浩所书，历代记述不绝；后者则刻有尼泊尔文字。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时，来碑林参观，何正璜接待解说，大平在《不空和尚碑》前流连很久，他是不空和尚弟子空海的老乡，对日中交往历史最为向往，能够在这里看见《不空和尚碑》，感慨太多。大平来碑林参观，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报纸发表，电视转播，知道的人很多；1961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参观，则少为人知。当时国王也由何正璜接待解说。看到1200年前的有尼泊尔文字的古物，他当然是十分高兴。当时陪同国王前来的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何正璜在以后的日子里，是碑林博物馆出面接待重要客人最多的研究人员，这样的发展变化，在参加考察团最初，她是想不到的。
王子云率考察团来西安时，碑林的重要碑刻，已经全部打包藏入地下。因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重要文献价值，考察团也准备将其翻模。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翻制石膏模型是最先进和真实的保存文物手段，再则为拓印、摄影、摩绘。考察团将“昭陵六骏”中未被盗运出国的四骏，做了石膏模型翻制，保存于宝鸡附近乡下的一孔窑洞里。以后，王子云曾经再去寻找而未见。一个十来人的专业团体，在教育部的组织下进行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考察团在西安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欢迎，也因为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还未曾对文物考察保护下过这样的力量。王子云等专家的到来，给具有丰富文物资源而又相对闭锁的古都，带来了新的学术空气。
西安的民间收藏，也让王子云等人感觉惊异。王子云和何正璜都曾有文字回忆在西安著名收藏家阎甘园家里所见。阎甘园为前清秀才，当地耆宿，也是一位书画家。初到阎家，一进门，王子云等便先观看了他收藏的赵伯驹所绘山水。何正璜当时便觉大开眼界，在日记里写道：“对千年古画表现的高超技法，颇以今天之画家为愧。”[iii]阎先生当时已经七十七岁，然健壮有如壮年，他收藏的大量古代字画文物，也敞开让考察团人员鉴赏。何正璜当时记述：时值隆冬，在院子一角，拂开雪层，便见一缩小的唐代屋宇石刻，莲花檐、斗拱、绿色琉璃瓦，都明丽如初，这应该是一件清代出土的唐墓殉葬建筑。院子里还有一尊唐代四龙圆碑，高四尺，直径亦四尺，四条龙互相盘衔环绕成一圆柱。进入阎家客厅，满架琅琅，感觉就象是到了故宫的古屋陈列所。阎先生家后廊有一尊武则天时代的浮雕石刻，佛像造型艺术极精微，出过国的王子云和何正璜都认为与现代欧洲雕塑之写实风格有相同处。阎甘园以自己多见上古遗珍，发表意见：“周迄于汉，走兽雕刻不求真而带图案形式，至唐代力求真实，到武则天朝为极，安史之乱后明显衰退。”[iv]盛唐时代似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水岭，到此时期，一切都显出成熟而辉煌，以后便有江河日下之感。考察团成立之时，国人对中国古代美术价值意义的认识已经不同于清末民初，但审美标准也还多有“西学东渐”的影响，对中国上古雕刻与中古雕刻的评价，以“真实”“精细”的西方现代标准为高尚，其实也有些“彼一时也”。时间又过去几十年，西方艺术大都屏弃真实而趋抽象。但真实不同细碎，抽象也非荒率。中国古雕刻，从周、汉时期所表现的浑茫大气到盛唐时期的辉煌精致，都表现出人类中此一民族的向上奋发精神。考察团在阎宅边看边谈，也如同开了一场艺术讨论会。清代是中国出土文物发现最多的时代，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糟践最烈的时代。以阎甘园家中所藏古物而论，老先生就说，实际上多为外人弃后之拾，那件武则天时代石雕，一同出土，还有多件更加精美的，被一个来西安教书的日本人早溪装了十多辆大车运回日本，当时没有什么人敢出面阻拦。自从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廉价弄走大量文物，外人莫不眼红心动手痒。到敦煌路途遥远，辛苦异常，但在西安搞文物，就轻松多了。这早溪的行为，当时无人敢挡，后来又有美国人效法而来，将礼泉唐太宗昭陵的“六骏”割卸装车，将过风凌渡而出陕西省，引起当地人士公愤，致使督军陈树藩不得不管，却又容忍美国人将“六骏”中的两骏运走。现在留存在碑林博物馆的四骏，也已经是被切割成数块拼凑而成的了。谈到这些西安旧事，阎甘园感慨万分，对考察团的到来极为欢迎，也认为中央政府早该组织这样的机构，再不保护古物，恐怕就真正是万劫不复了。
[ 本帖最后由 长安夜 于 2008-5-18 20: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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