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气很旺的乐居场是当年大唐东市的一部分
年繁盛的东市旧址如今成为很多单位的办公场所
东市(线内)复原图
盛唐时期，除了西市，最著名的大市场当属东市了。虽然没有西市的辉煌，但是在当时的长安城里，东市无论在对外商贸，还是满足城中居民日常生活、生产需要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市的位置在今天西安城外的东南方位，四周的具体范围是：东线在西安交大西侧，南线在友谊东路，西线在安西街东侧，北线在环城南路东段－咸宁西路。
唐长安城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于是，根据前代都城将工商业店肆集中在固定地区的制度，唐长安城在外郭中的东西两侧设置了两市。长安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唐代依其位置分别称为东市和西市。
东市的前身是隋朝时的都会市，至唐代后改名为东市。东市的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太乙路、乐居场地区。 如今，随着西安城市发展和区域功能的转变，这里现在有住宅区，有写字楼，有科研单位。但不变的，依然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只是人们很难想象出当年这里店铺林立的场面。
封闭建筑 8个市门
据了解，东市的面积，“南北居二坊之地”。 对于东市的实际面积，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长安史专家张永禄先生介绍，东市的实际范围，并不等于南北二坊的全部面积。这是因为东市的围墙在不同程度上向内缩进的缘故。
按照考古人员的探测结果显示，东市北面向内缩进23米（约16步），其他三面各向内缩进73米（50余步）。由于市墙各向内缩进，从而使墙外的街道相应加宽。这样，市的实际范围就较南北二坊之地为小。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市外市墙与大街之间留出的一段余地，以便于商业运输上的需要和市民入市前车马的停靠，这在商业市场的设计上，是很必要和合理的。
东市的面积及其形制，文献记载为“各方六百步（约合882米）”，即面积为0.78平方公里。根据考古工作实测结果显示，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实测的面积要比文献记载的面积大。
东市与唐长安城中的里坊一样，都是封闭式的建筑，市的四周，环筑有市墙，这俨然就是整个长安城中一座小的城中城。 据考，东市四周的围墙，均为夯筑土墙。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两个门，也就是说东市四周围墙之中共有８个市门。市门皆有门吏管理，早晚要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
站在如今的乐居场附近，回想当年这里繁华的大唐东市胜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轮廓印象显现出来。记者在对附近的居民采访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昔日大唐东市的情景，就连这里曾经是大唐东市的遗址的事情也很少有人知晓，不少人还对此处曾是一座有着8个城门的城中之城感到惊讶。“想不到啊，咱现在住的这地方还是个小城，还有那么多城门。”住在附近的王勇先生说。
设施完善 交通方便
就像现在人们熟悉的城内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设置一样，在昔日的东市内，也有着类似的大街设置，稍有不同的是，在东市内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四条大街在东市的中央交叉成“井”字形，并且将整个市内地区划分成九个长方形。
按照已实测探明的数据显示，昔日东市内的四街宽度将近30米，比西市的街还宽约1倍。除了市内的四街之外，东市的四周围墙内，还有沿墙平行的四条街道，这些顺墙的街道宽度都在14米左右。另外，在东市内沿着各条大街，在每方之中，还有许多的小巷道。这样东市的市场规模虽然较大，但市内各大街小巷相通，交通就显得很方便了。
想想千年之前的东市，当你游走在东市内购物时，起码不会为了交通而发愁，四处闲逛一圈，走走看看肯定会是一番别样的享受。
除此之外，东市内街道的构造也颇为讲究。在考古专家对西市遗址的考古探测中得知，在市内大街街面的中部，底填石子后经夯打，路面极其坚硬，上有车辙遗迹，这些证据都能证明这是车马行道。
路面的两侧，有与街平行的两条水沟。水沟早晚两期修建，上下重叠在一起。早期水沟较深较窄，工程不甚坚固，大约沟深2.1米，沟底宽0.75米，上口宽0.9米。沟壁未砌砖，但在两壁上均附有模板，外面紧竖有立柱，用以加固，防止沟壁坍塌。晚期水沟较浅较宽，较为坚固。沟深0.65米，底宽1.1米，口宽1.2米，底和两壁均砌砖维护。在两旁水沟的外侧，有宽约一米的人行道。另外，在一些小的曲巷行道下面，还有砖砌的暗排水道，引水通向大街两侧的沟内。由此不难看出，昔日的设计者在建造东市时，对其内部的街道分布，街面的构造和市内的排水设施等，都是经过缜密考虑而进行设计的，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叹服先贤的聪明才智。
临街设店 规定大小
东市内的店铺开设和西市内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临街设店。在每方之内一些小的曲巷中，也有临街开设的店铺。如《太平广记》中记载：“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这样临街设店，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招揽顾客进行交易。
东市内，除了在建造市场时统一的规划布局外，管理部门也对各店铺门面的大小有相应的规定。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十一月，中宗下诏说：“两京市诸行，自由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而实际上，东市里的一些大的商号店铺，规模决不止都是一两间、或两三间大小。
另外，东市内的店铺，有工商业者私家所有的，也有长安城中的贵族官僚出资营建，以出赁取利的。这些店铺，由贵族官僚营建，赁给商人，课金极高，以致玄宗不得不多次下诏禁止，或为之规定每月赁价。
东市也和西市一样，也设有市署和平准署等市场管理机构。这两个部门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定时交易，东市实行严格的定时贸易与夜禁制度；管理交易，保证贸易秩序。如果遇上物价上涨，则由政府拿出实物投放市场；遇到物价低落，政府则又买入，以此调节市场物价，稳定市场。
靠近三内 积集珍奇
东市是长安城中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的中心地之一。这里店铺毗连，商贾云集，工商业十分繁荣发达。市内生产和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分别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叫做行。堆放商货的客栈，叫做邸，邸既为商人存放货物，又替他们代办大宗的批发交易。
据文献记载，东市有铁行、笔行、肉行、善卜者、卖胡琴者、赁驴人、琵琶名手、货锦绣彩帛者、印刷业、毕罗肆、酒肆、饭馆、凶肆等等。东市的工商业不仅分门别类，多达二百二十行，而且各行业的经营，都有相当的规模。
当时，东市由于靠近三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周围多达官显贵住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上等奢侈品很多，这是它在商业上不同于西市的特点。
唐代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大小工商业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超过)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已突破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也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但是，东市商业的发展，不如西市。据《长安志》记载：“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地宅所占勋贵。由市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
虽然东市周围多是达官显贵，但是它的商业发展却赶不上西市的辉煌，张永禄教授解释道，其原因主要在于，东市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影响和限制。唐统治者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末利，严禁百官入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月、二年十二月，太宗多次颁布禁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五品以上过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6月，德宗又诏“禁百官至邸贩鬻”。有故事说，朝官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故事中的这位四品大员，本来就要被升官成为朝中三品大员了，不料因路过东市时，悄悄买了个饼解馋，却被御史参奏，而被皇帝下令革职流放。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好好的前途最终毁在了一块小小的蒸饼上，可见封建统治者既要依靠工商业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但又对工商业加以种种的限制，难以给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建仓修池 完善市场
唐代时期，东西两市的建置，在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建仓和修池。
建仓。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二月三日，“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 唐朝政府在京师东、西两大市场之内各建置常平仓，也就是粮仓，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用以调节粮价。政府在市场以雄厚的粮食、食盐储备作为后盾，随时用以平准粮价，从而进一步稳定市场物价，打击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事实上，两市中的常平仓，确实对平抑物价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在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说：“伏以旧制，制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以来，此事寝废……自陛下登基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其次，置仓储粮，备荒赈恤。如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京兆米贵，令中使于西市煮粥以饲饿者。”这里提到的西市煮粥赈济所开之仓，就是常平仓。虽然是在西市开仓赈济，但是这和东市所设的常平仓的功能是一样的。
修池。唐代时期，在东市的东北隅和西市的西北隅，都开渠引水，凿有大的潴水池，称之为“放生池”。关于东市放生池的水源问题，《长安志》中记载“分浐水渠自道政坊东入城西流，注此池。”但在考古探测中，通向道政坊处并未见有水渠的遗迹，而另在放生池的东北角通向兴庆宫的兴庆池处，发现有一宽约6米的渠道，这证明放生池水源可能来自兴庆池。而兴庆池“本是平地，垂拱、载初后，雨水流潦成小池。后又引龙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广。至神龙、景龙中，弥亘数顷，深至数丈。”由此可知，东市放生池的开凿，当在武则天垂拱、载初（公元685年～690年）以后，其水源直接引自兴庆池。当然，兴庆池的水源亦来自龙首渠，即引自浐河之水的浐水渠。所谓“放生池”，实则是潴水池。由于两池都有供水渠道，水源充足，因此池大水多。东市之池，“俗号为海池”。故其池决不是单为“放生”而凿，实际上是为了两市商业上的运输，以及为提供两市的用水开凿的。
东市在唐代时期建仓凿池置潭，以解决两市的用水和商业运输的需要，这反映了唐代时期长安城中东市和西市的工商业，比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火侵袭 商业受损
不知道是历史开的玩笑，还是命运的巧合，公元８３５年６月，西市毁于一场大火。时隔8年之后，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其中被烧十二行，就有四千余家，平均每行三百三十余家。虽然东市没有在这场大火中被毁，但现在想来，4000多家商铺遭受火灾，被破坏规模之大，难以想象。
按照文献中对东市大火的记载推算，东市共有二百二十行，该有工商之户七万三千余家。张永禄教授认为，这个记载可能失实，但也反映出直到唐代中期，东市之内仍然店铺鳞比，财货丰积，商业继续保持着一定的盛况，虽然不如西市的往日辉煌，但也足见昔日东市的规模，和商贸繁荣的景象。
东市和西市各在朱雀街两侧相同的位置，左右对称，各处在皇城外的东南方和西南方，占地面积大致相等。张永禄教授认为，长安城东西两市位置的安排，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两市的位置一反中国古代都城“面朝背市”的传统原则，将市场区不设在宫城之北而设在其南。这一变化，显然是受大兴城整个布局的影响，即宫城处在都城最北部，而居民住宅在宫城之南的缘故。二是东西两市各在朱雀街两侧相同的位置，左右对称，占地面积大致相等，体现了城市平面规划中的完整布局思想，使都城在外观上格外规整。三是东西两市各在皇城外的东南方和西南方，靠近皇城宫城与都城的北部。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都城北部人口比较密集和为皇城贵族生活服务的实际需要。
延伸阅读
除东市西市之外，唐代时期长安城中的商业市场，还有过中市、南市与新市。
中市 位于朱雀街东第二列安善坊及大业坊之北半部，面积约占一坊半，设置于高宗至武则天时期。据《长安志·安善坊》注载：“高宗时，并此坊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已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后但出文符于署司而已，货鬻者并移于市。至武太后末年，废为教弩场，其场隶威远军。”另据《唐会要·市》记载：“（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７０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废京中市。”可以看出，中市为口马牛驴之肆，位置约在东西两市之间。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城内各类物品的交易，有其固定划分的市场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市交易口马牛驴，与这里靠近城南，坊里中多为垦殖的农业需要有关。
南市 位置在安善坊。据《唐会要·市》载：“天宝八载（公元７４９年）十月五日，西京威远营置南市。”而据《唐两京城坊考·安善坊》注载：“按威远军，当即在此坊。”因此，天宝时期的南市，就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安善坊中市原先的位置。
新市 位置在城北芳林门南。据《唐两京城坊考·禁苑》记载：“（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置新市于芳林门南。”
唐都长安城内各市的设置，从其时间看，东市西市设置于隋初，沿用于唐代。而中市、南市与新市，都增设于唐代某一个时期，这是唐代长安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反映。从其位置看，东市西市接近宫城皇城，位于人口密集之处，位置较为适中，因而长期相沿不改。而中市、南市与新市，或靠近城南，或在城北，位置都较偏远，交易不大方便，因此立市时间都不长，就逐渐废弃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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