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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籍和墓志资料推测,唐代长安西市周围
各坊是居人稠密的所在。曾寓居醴泉坊中的各类
中外各族僧俗人士数量颇多,除编户杂居、第宅
栉比者外,正所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有
研究者认为,醴泉坊的住户密度约在1700余户
人口在万余人左右○34,绝大多数未留下姓名和活
动记载,少数知名人物除上述活动时间和空间位
置均较明确者外,参照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
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等材料,还可
举出下列人员:
1、安金藏,世传其居处号称“烈士台”,足
见其地位之隆。宅在坊内位置不详。安金藏,
《新唐书》卷一九一有传。此人为“太常工籍”,
属专业人员。唐太常寺凡辖郊社、太庙、诸陵、
太祝、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睿宗
为皇嗣时,曾于危难之际得其拼死相救,李唐复
祚后,受几代皇帝表彰,约卒于开元天宝年间。
此人(及其同类)的族属、职业以及活动时间大
可令人玩味。
2、段志玄(598—642),《旧唐书》卷六十
八有传,贞观年间著名武将,先后封樊国公、褒
国公,卒陪葬昭陵,名列凌烟阁,子孙袭爵。
《全唐文》载《段志玄碑》记其于京师之醴泉
里第,宅在坊内位置不详。
3、张希古,官为游击将军。《张府君墓志》
云:“公字希古,终醴泉里之私第,”《金石萃编》
卷九一云,希古卒于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十
七日。
4、李仁裕(德),开元时为冠军大将军,封
金成郡公。《李公墓志铭》云:“仁裕以开元二十
一年(733)正月二十日于醴泉里之私第。”
5、安令节,《陶斋·安令节墓志》云:“安令
节,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
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今为幽州宜
禄人。长安四年(704)十一月二十三日,终于
醴泉里之私第。”
6、独孤思敬,其墓志云:“景龙三年(709)
八月十五日,终于京师之醴泉里第。”
7、康景云宅,《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康夫
人男翊府右郎同正员上柱国康景云书写墓志云:
“康夫人乾元三年(760)二月终于醴泉坊私第”。
8、薛莫,为右饶骁卫大将军、左万骑史,
其墓志云:“景云十五年(725,约当开元十三
年),于醴泉里之私第,其夫人史氏,于景云
十二年(722)先亡”。
9、俾失十囊,突厥人,封特进、右卫大将
军,雁门郡开国公,其墓志云:“开元二十六
(739)十二月十三日,于醴泉里之私第”。
10、米继芬,官至左神策军散副游击将军守
武卫大将军,其墓志云:“永贞元年(805)九月
二十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
11、徐承嗣,为左龙武军中郎将、明威将
军,其墓志云:“天宝三载(744)六月二十五
日,终于西京醴泉里之私第”。
12、王王此,天宝十四载(755)终于醴泉里
之私第。
13、郭思训,孝子,其墓志云:景云二年
(711)九月十三日“终于长安醴泉里之私第”。
14、王安仁,其父为文林郎王君,夫人柏
氏,为上圭阝(今甘肃天水)县令柏义通第三女,
据《文林郎王君夫人墓志》记载:“上元元年
(674)终于醴泉里第”。志文撰者安仁系其子。
15、汤某人,荆州松滋令,其妻伤氏墓志
云:“永徽二年(651)正月四日卒于醴泉里第”。
上述人物,多数生活在安史之乱(755—
762)以前的时代。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对唐长
安城里坊内的居民构成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现存涉及醴泉坊的墓志的年代构成本身就已经提
供了某种暗示。同时,安史之乱后的醴泉坊及其
附近,生活形态和社会需求也发生了若干重大变
化。颇有意味的是,坊内故实仅有与醴泉寺往来
的一些佛教人物事迹借佛教典籍得以保存。而这
恰恰是醴泉寺实力充足、地位上升的一种间接反
映。这场动乱,似乎对宗教机构本身并未造成巨
大的影响(但对寺院经济结构的影响则不容忽
视)。其他唐代中晚期人物,有康景云宅和米继
芬宅可资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康、米皆西域昭
武九姓后裔,对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醴泉坊居民基
本构成而言,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和代表
性。
作为醴泉坊重要构成的宗教机构,如醴泉
寺、妙胜尼寺、三洞女冠观、朕祠等,在经过了
长达200余年承平之世的香火传承之后,在武宗
会昌年间(841—846),与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宗
教设施一样,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安
史之乱对坊内原有贵族阶层是一次沉重打击的
话,那么,会昌法难则是对宗教机能的清除,香
火顿熄,好景难再。醴泉坊的机能和构成不可避
免地向着破败、无序和俗民化方向演变。
唐末天元年(904),武将朱温劫唐昭宗迁
都洛阳,百官及百姓亦在迁徙之列,同时大规模
拆毁长安的宫室、百司及民间居舍,拆下的材木
都由渭河和黄河顺水而下,运到洛阳,长安自此
遂成废都,沦为藩镇级别,成为佑国军节度使韩
建的驻地。韩建在破败的长安城中仅修整了原皇
城部分,已成一片焦土瓦砾废墟的原郭城部分
(包括醴泉坊),则沦为郊外满目荒草之地。
唐以后至明清时期,原醴泉坊一直是城郊之
地。五代时期,原长安皇城部分习惯上称为“新
城”,原醴泉坊所在地位于新城西郊与大安县交
界地带。至宋元时期,“新城”先后改称“京兆府
城”、“奉元路城”,西郊的“大安县”则改称
“长安县”,辖域大体未变。明清时期,长安县成
为西安府的附郭县,原醴泉坊旧址所在仍处于西
安府城郊辖域之内。清初,这里逐渐开始成为操
练和检阅军队的演武场。由于明清时期在西安府
城的四门之外分别修筑了瓮城、月城和关城,使
位于西郊原醴泉坊的位置距离西关城或西郭城相
对靠近了许多,因此,到清末时期,原醴泉坊旧
址一带遂被正式开辟成了宽阔的“陕西新编陆军
混成协营房及操练场”,俗称“西关大教场”○35或
“大营盘”。湮没了千年之久的醴泉坊旧址与所在
的古城一道,从此开始面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
强力冲击,在除旧布新、脱离历史维度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据《西安市志》○36介绍,民国十三年
(1924),北洋政府航空署所属中央航空支队派遣
一架法制大维梅(VIMY)型教练机由洛阳试飞
西安,即在营盘操场上降落。民国十九年
(1930),时陕西省政府将操场改建成一条方位
50°—230°、长800、宽100米的土质草皮跑道,
称之为西安机场。至此,从“大营盘”到西安机
场,醴泉坊旧址已二度被大规模扰动。当年12
月,南京国民政府空军第六航空大队第三分队架
机进驻,以之为军用航空西安站。次年3月,中
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亦在此设立西安民航站。
抗日战争期间至解放前夕,西安机场又经过
三次扩建改造。民国二十六年(1937),因战事
需要,扩建西安机场,建成长1200、宽50米的
泥结碎石跑道,机场占地面积增至3001亩,改
成空军西安总站。民国三十二年(1943),盟军
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原陈纳德指挥的援华
“飞虎队”)决定将西安机场作为其中国北战场前
线机场,配合地面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战略轰
炸。根据这一需要再次扩建西关机场,将主跑道
延长至1800米,并增修碎士石跑道1条及滑行、
停机、疏散各道,使之可供单点12吨以下飞机
使用;同时增修拖机道6·3公里、机窝掩体38
个、机棚3座及其他相关设施,机场四至拓展到
东起西郭门沿草阳村外向南,经东、西桃园,折
向西南至赵家坡,过响唐寨,折北之李家庄、马
家寨,再向东至清安村与西郭门相连,机场占地
面积增至3664·7亩。民国三十二五年(1946)
春,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又将西关机场跑道
延长至2300米,以供大型轰炸机、运输机起降。
西安解放前夕,大部分机修及地勤保障设备
被运走,一些军事设施被炸毁。1949年5月20
日西安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空军接
管西安机场时,仅有泥结碎石跑道1条(2300×
50米),泥结碎石停机坪2处5000平方米,推
(拖)机道、机窝、掩体等设施40余座和3座
1800平方米混凝土结构机棚库。
1950年经恢复性整修,西关机场交军委民
航西安航空站、中苏航空公司西安航空站和兰州
军区西安场站共同使用。此后,醴泉坊旧址被扰
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扰动的频率不断增强,触及
文化层的深度也渐次达到最大的底线。
1958年至1961年,对机场实施改造,按三
级机场使用。机场增建20000平方米泥结碎石停
机坪、3950平方米三层候机大楼及2700平方米
货运库房、车库、食堂等辅助建筑。
1966年6月,经空军与中共陕西省委同意,
以“民用为主,兼顾军用”原则报请扩建西安机
场。当年8月动工,次年4月30日竣工。经扩
建,新增长2200米、宽45米混凝土主跑道1条
及站坪、停机坪、警戒坪、空军停机坪等40000
平方米,使机场占地面积增加269亩。
1980年后,西安机场不能接受更大机型的
飞机起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
度突出,虽然1984年已确定迁建西安·咸阳机
场,但为解决西安·咸阳机场建成前的紧迫需要,
西安机场又于1985年和1987年二度扩建跑道,
将机场跑道伸长至2500米。至1990年末,西安
机场拥有候机、服务、航务保障、飞机修理、通
信导航、航材供应、供储油、水暖电路等安全保
障设施齐全的各式建筑21·67万平方米,机场跑
道、机坪等建筑面积26·57万平方米。
1991年9月,新建成的西安·咸阳机场正式
启用后,西安机场废弃。除保留原有工作、生活
区及少量住宅地外,其余土地上交地方政府,从
此开始大规模、高密度的住宅区的兴建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除机场建设外, 1982年至
1985年,在原机场东侧修建劳动南路,路宽5
米,大体沿原唐长安醴泉坊东北区域和东南区域
的小十字南北街一线东侧纵贯穿过,从而使原醴
泉坊东侧的东北隅、东门之北、东门之南、东南
隅等几个小区被劳动南路隔开,四个区块的大部
分位于劳动南路路基之下及其东侧草阳村的部分
范围之内,其中应当包括当年太平公主———陕王
宅、万回宅的基址。2000年至2001年,又在原
机场西侧修建桃园南路,路宽18米,大体沿原
醴泉坊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的小十字南北街一线
西侧纵贯穿过,从而又使原醴泉坊西侧的四个区
块,即西北隅、西门之北、西门之南、西南隅的
大部分被隔在了桃园南路的西侧,其中应当包括
当年的祠、妙胜尼寺和三洞女冠观等基址。
通过对唐长安醴泉坊这一具体地域变迁史简
单的梳理,使人感到在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时
间中,频繁的改朝换代和天灾人祸,使文化因素
聚散无常,甚至灰飞烟灭,度墟中一次次耸立起
全新的景观,使历史的细节在遮蔽和失忆中变得
隔膜了起来。透过历史的长河,当年醴泉坊中包
括三彩窑址在内若隐若现的零星印记初步有了一
个在坊域范围内的背景平台,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和扩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容另文发表。
注 释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古都年代综论》,载氏著《中国古都
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136页。
②张国柱、李力:《唐京城长安三彩窑址初显端倪》,《收藏》
1999年第6期。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发掘报告,待
出版。
④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6年版,
第81页。
⑤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街道及里坊的变迁》,载氏著《唐代
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2—
312页。
⑥转引自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124,
《醴泉坊の醴泉寺》,京都法藏馆出版, 1989年,第175页。
⑦王长启:《唐长安醴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3期。
⑧王长启:《醴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2000年
第2期。
⑨程林泉、王自力:《近年来西安市配合基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
获》,《中国文物通讯》(交流寄赠刊物), 2000年第1期。
○10孟西安:《西安出土大批唐代骨刻画》,《人民日报》2002年1
月29日第6版。王望生:《唐长安醴泉坊骨刻画的发现与研
究》,《考古与文物》待刊。
○11《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武帝年二十九得太子,甚喜。
太子冠,为立博望苑,使之通宾客,从其所好。”建始二年
(公元前31年)秋,汉成帝命罢博望苑,以赐宗室朝请者。
《三辅黄图》卷四:“博望苑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有遗
址”。《水经注·渭水》:“昆明池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
具体位置详见上引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
版社, 1996年版,第55页和75页。
○12遗址约在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的大庆路附近。见《西安历史
地图集》1996年版,第55页。
○13汉代圜丘是西汉祭天之坛,所设地点搬徙不定,武帝至成帝
的八十年间,曾于甘泉(今淳化西北甘泉山)设祭,汉成帝
时移至都城长安南郊建圜丘,《三辅黄图》卷五:“汉圜丘,
在昆明故渠南”。又《长安志》引《括地志》:“汉圜丘在长安
治内四里,居德坊东南隅”。成帝至王莽的几十年间,长安南
郊圜丘屡废屡复,最终在王莽时期得以确立。
○14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 1991年, 17-25页。
○15有关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以下文献: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
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16关于坊内十字街的研究,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
城》,《考古》1998年第6期第409—410页。
○17小野胜年:《大道长安に通ず一醴泉坊と醴泉寺をめぐつて》,
《东洋史苑》二八, 1987年,第1———45页。
○18徐苹芳:《唐代西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
年第6期,第649页。
○19相关史实或稍有歧义,详细研究参见辛德勇:《汉唐长安交通
地理研究之三》,载氏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
书局, 1996年,第172—176页。
○20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中未见“承明坊”一说。对于
筑坊时间,也仅提“开皇初,筑此坊”,北宋文献《长安志》
中始有“开皇二年筑此坊”以及“承明坊”说。《唐两京城坊
考》全录《长安志》注。《通志》卷一八《隋文帝纪》中,也
提及“京师承明里醴泉出”一事。另外,北宋《太平御览》
卷一八九《井》所引《两京记》,亦载承明坊改醴泉坊事。盖
《两京记》与《两京新记》非一也。
○21转引自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
载氏著《中国建筑和金石文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1983
年,第127页。
○22《长安志》:“隋有光宝,救度三寺,大业,武德中废。”《唐
两京城坊考》改《志》“三寺”为“二寺”(救度寺又见于
《续高僧传》卷三五)。《两京新记》中未见此二寺的记载。
○23《两京新记》在“妙胜尼寺”条下注曰:“开皇三年,周平原
公主所立”。而《长安志》及《唐两京城坊考》均误为“开皇
二年,周静帝后平原公主所立”。平原公主是宇文泰之女,为
周静帝的姑奶奶。周之公主与周之皇后完全是两回事。实际
上周静帝皇后是荥阳公司马消难之女,可参见《周书》卷三
十《于翼传》。有关详细考证见李健超《长安志纠谬》,《历史
地理》第十九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6月。
○24关于任轨的资料,详见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
出版社, 1996年,第207页。
○25同⑥第177—181页。
○26“三洞女冠观”,《两京新记》作“三洞女官观”,仅注有“隋
开皇七年所立也”,未提徙址事。《长安志》注:“本灵应道士
观,隋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二年,自永崇坊换所居于此”
(《唐会要》卷五十记三洞观徙址时间为贞观二十三年)。
○27见《两京新记》卷三,同○21。
○28〔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街西醴泉坊条街东永嘉坊条。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
物》1999年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报
告》,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0见《两京新记》卷三,同○21。
○31据《长安志》,太平公主宅在长安城中有三处,除醴泉坊东南
隅外,街东平康坊和兴道坊亦有宅地。
○32《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33“万回”,《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均误作“方回”,
有关万回的记载,散见于《旧唐书》卷五九、《唐会要》卷
四、《太平御览》卷六五五所引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卷
十八、《集古录跋尾》卷六、《集古录目》卷三、《金石录》卷
五卷六、《宝刻类编》卷三等。
○34王社教:《论唐长安的人口数量》,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
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12月增刊,第88—116页。
○35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西关大教场”条,陕西人民
出版社, 1999年,第132页。
○36西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西安市志》第二卷·城市基础
设施,西安出版社, 2000年,第565—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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