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醴泉坊的变迁与三彩窑址
[size=5][color=purple][b][font=仿宋_GB2312]唐长安醴泉坊的变迁与三彩窑址[/font][/b][/color][/size][b][font=仿宋_GB2312][size=5][color=#800080][/color][/size][/font][/b]
[size=4][color=blue]姜 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color][/size]
[size=4][color=#0000ff][/color][/size]
[size=4][color=black] [color=blue][color=red]20世纪末,在古都西安①发现的三彩窑
址②,对于唐三彩近一个世纪的发现和研究而
言,不啻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尽管历经千年
沧桑,窑址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尽管发掘所能揭
开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③,但毕竟能够使人在一
个新的坐标点上得以找寻一些残存的历史印记。[/color]
[/color] [color=purple] 一
三彩窑址中心位于今西安市西门外西关正街
—丰镐路以南、草阳村及劳动南路以西、原西安
民航机场跑道北端偏东处,现为西北民航局家属
楼区,东经108°53′30″,北纬30°15′10″,地势平
坦,海拔405米,距市区中心钟楼直线距离约
3·8公里。
原西安民航机场中部和北部及其东西两侧所
在范围就是当年隋唐长安城的醴泉坊④。众所周
知,现在的西安城整体叠压座落在隋唐长安城遗
址之上。西安市现存明城墙的西垣及南垣的大部
分与唐长安皇城的西垣及南垣重合,因此,现在
的西安城墙西门略偏北处相当于唐长安皇城西垣
的顺义门,西门外的西关正街———沣氵高路至土门
一线便横亘叠压在往日宽阔的顺义门外大街之
上,即与原醴泉坊外北侧的横街一致;而环城南
路———丰庆路及其以西的延伸线就是当年唐长安
城中人流如织的金光门大街⑤。由于原醴泉坊域
内大部分长期为航空机场所占,且不断翻修,因
此当年宿白先生就曾作出坊域内遗址大概已被破
坏殆尽的推测⑥。客观上看,原西安机场由于混
凝土跑道及周边相关设施覆盖面积较大,且地位
特殊,解放后一直未能进行有效的考古调查工
作。尽管如此,这一带残留下来的古代遗迹和遗
物却不断地随着基建的进行而被发现,但相关信
息却因体制等原因始终得不到有效传递和汇总,[/color][/color][/size]
[size=4][color=black][color=purple]以至长期成为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盲点。
199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机场新建楼群
间纵横交错的管道沟的间隙中发现了残存的4座
唐代窑址,其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天宝四载
(745年)前后的几十年中。不仅证实了唐长安
城附近应该存在三彩窑址的猜测,同时也使醴泉
坊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了起来,但
为时已晚。据当地老居民讲,早在20世纪50年
代后期,在现窑址以北约80米处建设洒水车场
的过程中,就曾发现过成排的陶窑,当时并未引
起人们的重视,以致被破坏殆尽。1960年在窑
址以西近300米处还发现过鎏金佛造像; 70年
代初,又在同一地点附近发现一批窖藏鎏金铜造
像⑦。1982年空军某部在此进行新的基建工程
时,于一窖藏坑中发现百余件善业泥造像⑧;
1986年,西北民航管理局又在同一地点附近进
行基建时发现了醴泉遗址,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
古所抢救发掘,可以看出该遗址平面呈“甲”字
形,为南北方向。北边为主体部分,方形坑体,
深2米左右,四壁用砖垒砌而成,青(砂)石铺
底,底面共发现7个泉眼。在该遗址范围内还出
土有大量窖藏石刻造像,据考证,该遗址即为隋
大兴,唐长安醴泉坊内的醴泉寺遗址⑨。2001
年,西北民航管理局在1999年发现的窑址以北
约30米处又进行新一轮住宅建设,在开挖建筑
基槽的过程中,发现有遗迹现象,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遂组队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大量窖坑
和水井、渗井以及2座残窑遗迹,其中在2口井
中出土有450余件唐代骨刻画残片,颇为罕
见○10。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掘中,在清理范围
的东侧发现了一条水渠,据笔者现场观察剖面,
该水渠宽约5米左右,渠底淤沙厚约0·5米左
右,淤沙层上部夹杂有唐代砖、瓦和陶器残片,
初步判断属唐代水渠。该渠呈南北走向,推算其
方位应该在1999年发现的窑址以东直线距离约
50米左右,或许是引永安渠入坊为池亦未可知。
如今,唐醴泉坊域内即原民航西安机场范围
及其周边地区,已经高楼林立,以锦园住宅小
区、省直西郊住宅小区和民航系统各住宅小区为
主体,形成了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住宅区域,
原坊域内残剩遗存真正到了几近殆尽的地步。[/color][/color][/size]
[size=4][color=black][color=purple][/color][/color][/size]
[size=4][color=black][color=purple]
[/color] [color=indigo] [/color][/color][/size][size=4][color=indigo]二
西汉时期,这里属于汉长安城南郊偏东部的
地域,地处汉长安城覆盎门外南北大道的南端
距覆盎门约5公里。汉武帝曾在附近的昆明池故
渠之北为太子建有博望苑○11;汉宣帝刘询在此附
近曾改葬其曾祖母孝卫皇后(卫青的姐姐),称
其坟墓为“思后园”○12。窑址的西部还有汉代圜
丘遗址○13。
在隋大兴、唐长安城中,窑址所在地属郭城
街西的醴泉坊。开皇三年(583)三月丙辰,隋
文帝着常服冒雨迁入在汉长安城西南新建成的大
兴城,标志着这一巨大的城市正式投入使用。规
划严整的大兴城在北中部宫城、皇城的两侧及南
侧共修筑了一百零玖(一说一百零捌)个坊○14以
及东、西两市。按照《两京新记》、《长安志》、
《唐两京城坊考》以来记载坊名位置的传统排列
顺序,以都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为计算起
点(含朱雀大街),街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
之第四坊即为醴泉坊。该坊南隔金光门大街与西
市相望;东西两侧则分别隔景曜门街和光化门街
与(东)布政坊和(西)居德坊相邻;北面隔顺
义门街与金城坊相对(图一)。
据调查推测,醴泉坊坊域南北838、东西
1032米,四面以夯土坊墙围绕,每侧坊墙中部
各开一门。坊内有十字街通向四面的坊门,街道
宽约15米左右○15。又据韦述的《两京新记》和
宋敏求的《长安志》等书的记载,长安城内宫城
和皇城东、西两侧的三排坊内均设置有十字街
分别称之为东、西、南、北四街。十字街将坊域
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区域,每个区
域之内由小十字街再行划分出四个小区块,其内
部间或还有长短不一、曲折回转的“曲”、“巷”
等小路划分出的更小的单位。以坊内东北区域为[/color][/size]
[size=4][color=indigo]例,区内小十字街将该区又细分为(一)东北
隅、(二)东门之北、(三)北门之东、(四)十
字街东之北等方位式区块名。这样,坊内以大十
字街划分的四个区域各自再以小十字街划分出四
个小区块,合计一坊之内就有十六个区块○16,醴
泉坊内的区划格局大体也是照此安排的。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的醴泉坊一直保持
着原有的规划,成为长安城内的为数不多的几个
持有最大面积的坊里之一。它不仅靠近商品集散
重地的西市,离皇室宫掖的皇城、宫城也不远
“即便在政治中心移往东内大明宫之后,这里仍
然是城内屈指可数的便利繁华的场所”○17。特别
是在醴泉坊与西市之间穿过的金光门大街,在长
安城中实际发挥着主干大道的作用,“是长安城
中的经济动脉”○18。
另外,据《唐两京城坊考》卷四的记载,长
安城中有五渠,其中永安、清明及漕渠流经街西
地域。尤其是永安渠,开皇三年(590),导引交
水自大安坊西街北流入城,流经西市东侧,并且
在醴泉坊与布政坊之间通过,最终流入禁苑。醴
朱坊外南侧还有漕渠,天宝元年(842),京兆尹
韩朝宗分渭水从金光门东流入城,在西市西街置
潭,以贮林木○19。可见醴泉坊附近无论陆路还是
水运条件均十分便利,况且还有上面提到的穿坊
而过的未名水渠的存在,其空间上的区位比较优
势颇为显著。
醴泉坊的得名,来自于坊内西北区域出现的
一个偶然机缘。《长安志》醴泉坊名下《注》云
“本名承明坊,开皇二年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
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
坊”○20。据《两京新记》记载:隋初,文帝在此
置醴泉监,“以甘泉水供御”(《长安志》在“御”
字之后增一“厨”字),开皇十三年(593) (《长
安志》记为十二年),废监立寺。这表明醴泉寺
创寺已有相当的设施基础。醴泉寺位于“十字街
北之西”,据报道,该遗址(隋醴泉监)的七口
井已经被发现(见上一节)。
隋之初,坊内还曾设有光宝、救度二寺,在
坊内具体位置不详,皆为隋初创建。据《续高僧
传》卷三五,僧人洪满(548—639)曾在救度寺
中居住过○22。隋炀帝大业至唐高祖武德年间
(605—626),二寺先后被废。[/color][/size]
[size=4][color=indigo] 开皇三年(583),在坊内西南隅偏北部设妙
胜尼寺○23。隋祚短暂,大兴城醴泉坊中的人物资
料颇为罕见,从墓志资料得知,任轨曾住醴泉
坊。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任轨为将作少监,职
位仅次于宇文恺○24。
入唐之后,大兴城改名长安,或称上都、西
京,城中的醴泉坊名延用。位于坊内十字街北之
西的醴泉寺亦有幸得以存续,但初、盛唐时期的
醴泉寺似乎尚未从前朝寺院名份的阴影下走出,
名声并不显赫。这一时期有关醴泉寺的人物事件
失载甚多,存留至今可作稽考的多属中唐时期寓
居或往来于醴泉寺的中外宗教人士。特别是德宗
贞元年间(785—805)和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醴泉坊中的醴泉寺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
光,作为当时京城六大密教寺院之一,奉敕设灌
顶坛。来自西域的利言大德、般若三藏、牟尼室
利三藏,以及唐僧超悟、思维、慧澄、从贺、文
苑、惠果、宗颖等高僧曾先后住醴泉寺译经和讲
学,其间,日本入唐僧空海、灵仙、圆仁等人曾
先后前往醴泉寺向高僧大德请教密宗或与天台教
学相关的诸疑问以及学习梵文和婆罗门教等○25。
醴泉坊西南区域的史料不多。太宗贞观二十
二年(648),三洞女冠观自街东偏南的永崇坊徙址
于醴泉坊西南隅○26,在经营有年的妙胜尼寺之南
立寺。尼寺与女冠观择坊域一角,闹中取静,比邻
而居,想必十分有趣,可惜具体故实史料阙如。
醴泉坊四个区域之中,颇为热闹且引入注目
的要数东南区域了。高宗仪凤二年(677),“波
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胡寺。”位置在坊
内“十字街南之东”○27。据《旧唐书》卷五,一
九八;《唐会要》卷七三,一00记载,卑路斯为
波斯萨珊末代王叶兹底格德三世(伊嗣俟)之
子。永徽二年(651),萨珊为大食所灭,卑路斯
入吐火罗。龙朔元年(661),王卑路斯使奏频被
大食侵扰,请兵救援。高宗诏谴王名远使西域,
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后地
亦为大食所并,遂于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入
唐,任右武卫将军(三年后奏请于醴泉坊置波斯
胡寺),后客死于唐。调露元年(679),吏部侍
郎裴行俭奉命将兵册送卑路斯之子泥捏师率部族
数千人归国还位,行俭至安西碎叶而还,泥捏师
率部独返,不得入,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部
落离散。景龙二年(708),复入唐,拜为左威卫
将军。再次入唐的泥捏师,其居所很有可能就在
其父于醴泉坊所置的波斯胡寺之中。《旧唐书·中
宗纪》中记载了当年出现的一次颇有意味的活
动:景龙二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
坊,看泼胡王乞寒戏”。我们推测,众多朝廷高
级官员奉敕前往醴泉坊并非仅仅是观戏,而是带
有会见和慰问的政治外交目的,或即与泥捏师再
次入唐客居醴泉坊有关。然而泥捏师这位不走运
的王子不久亦客死于唐,时间大概在中宗景龙三
年(709年)。当时权倾一时的幸臣宗楚客很可
能趁此机会“筑此寺地入其宅”,迫使波斯胡寺
“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祠之西”。
实际上,宗楚客豪宅位于醴泉坊南门之东,
其宅地向北扩展,从而占据十字街南之东原波斯
胡寺的地盘。据《朝野佥载》:“宗楚客造一宅新
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
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太平公主[/color][/size]
[size=4][color=indigo]与宗楚客比邻而居,详见下文)就其宅看,叹
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但时间不长,
景云元年(710年),宗楚客被诛死,不久该处
宅地又被登基伊始的玄宗赐给申王扌为, (《长安
志》及《唐两京城坊考》载:街东永嘉坊西南隅
还有一处申王扌为宅。按申王宅已见安兴坊,盖永
嘉坊之西南即安兴之东南,宅毗连二坊也)。
可见,在中宗景龙末年,经睿宗时期,再到
玄宗即位的短短四年时间内,醴泉坊旧波斯胡寺
的地产似乎与李唐王位的更迭相同步而三易其
主。申王李扌为,是睿宗李旦次子。早在武周大足
元年(701),与兄弟五人从幸上都,赐第于隆庆
坊,俗号“五王宅”。李隆基即位,诸王献宅为
宫,营为兴庆宫,李扌为遂在街东和街西分别被赐
二处宅地,其中在街西的居所就是醴泉坊原宗楚
客宅地○28,从而使其如愿以偿地成为长安城中跨
两街、跨坊里区块立豪宅的少数人物之一(申王
当年在洛阳城中亦有两处豪宅)。开元十二年
(724)李扌为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29。此后,
醴泉坊南门之东和十字街南之东这片豪宅之地的
新主人便不得而知了。
此外,唐代在醴泉坊西北隅还设有祠○30。
对于醴泉坊祠的位置,《两京新记》记作“西
北隅”,《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均记作
“西门之南”,鉴于《两京新记》成书较早,本文
从其说。上述情况表明,高宗及武则天时代,醴
泉坊内的宗教氛围是相当宽松和活跃的,佛寺、
道观、波斯胡寺、祠等同处一坊,这在整个长
安城中也是不多见的。随着中宗复祚,李唐家族
重掌政权,政治中心回归长安等一系列重大变
故,醴泉坊内公主、太子等皇族成员以及权臣等
相继登场,使原先宗教氛围浓厚的坊域凭添了一
抹政治空间的色彩,但这种色彩维持的时间似乎
并不长久。
据《长安志》记载,坊内东南隅曾是太平公
主(?—713)的宅地,《新唐书·五行志》:“长
安初(701—702)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
流”,是否为持续性涌泉现象,难以稽考。太平
公主在长安城中尚有其他宅地○31,此后或许常住
于别宅。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公主死后,
其在醴泉坊中宅地没官,成为陕王府。查史籍可
知,当时玄宗第三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被[/color][/size]
[size=4][color=indigo]封为陕王,时年仅2岁。陕王李亨于开元二十六
年(738)被立为皇太子○32,很可能在此之后便
移居于他处。
太平公主当年曾于其宅地北侧为异僧万回造
宅○33。史载万回以预言多灵验著称并进而获宠
《宋高僧传》卷十八误记“太平公主为造宅于怀
远坊中”,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云,“丁
未,改景龙(707年), (神僧万回)示寂于长安
醴泉里,寿七十四。”又《景德传灯录》卷二十
七《万回法云公》云:“(万回)景云二年(711
辛亥十二月八日,师卒于长安醴泉里,寿八十”。
二书均载万回卒于醴泉里,卒年为707年或71
年,先于太平公主而亡,其宅亦当没官。
上述醴泉坊人事活动的空间位置的记载涉及
到坊内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区域,唯东北区域
未见名人活动记载。耐人寻味的是,三彩窑址恰
恰就位于这个区域。鉴于三彩窑址处在1986年
发现的醴泉遗址以东约300米的地点,如果醴泉
寺位于“十字街西之北”的记载不误,我们认为
窑址所属的坊内具体区块位置就应在十字街东之
北,也就是说,窑址隔北街与醴泉寺相接。我们
甚至可以大胆推测,陶窑及作坊与醴泉寺的寺产
密切相关。这有一个恰当的机会。曾经作为政治
空间的醴泉坊东南区域,随着皇族阶层的逐渐淡
去,相关礼仪性和制度性的束缚便很快地自然松
弛和瓦解,同时,也使整个坊域及其周边潜在的
工商业价值迅速地凸现了起来。醴泉坊紧临繁华
街市(人流量和物流量最大的金光门———春明门
大街、以及商品交易品种最多最全的西市),加
上天宝初年漕渠的开通,其手工业商品就地制造
和运输、存储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在这种强大的经济引力之下,一俟有合适的时机
(皇族势力的消弭),在坊内略显寂寞和窘境的醴
泉寺便难以抑制现实利益的驱动,迎来了壮大寺
产、伴随着商品冲破坊墙局限的最佳机遇。这一
问题拟将另文详述。
[/color][/size] [size=4][color=indigo]据史籍和墓志资料推测,唐代长安西市周围
各坊是居人稠密的所在。曾寓居醴泉坊中的各类
中外各族僧俗人士数量颇多,除编户杂居、第宅
栉比者外,正所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有
研究者认为,醴泉坊的住户密度约在1700余户
人口在万余人左右○34,绝大多数未留下姓名和活
动记载,少数知名人物除上述活动时间和空间位
置均较明确者外,参照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
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等材料,还可
举出下列人员:
1、安金藏,世传其居处号称“烈士台”,足
见其地位之隆。宅在坊内位置不详。安金藏,
《新唐书》卷一九一有传。此人为“太常工籍”,
属专业人员。唐太常寺凡辖郊社、太庙、诸陵、
太祝、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睿宗
为皇嗣时,曾于危难之际得其拼死相救,李唐复
祚后,受几代皇帝表彰,约卒于开元天宝年间。
此人(及其同类)的族属、职业以及活动时间大
可令人玩味。
2、段志玄(598—642),《旧唐书》卷六十
八有传,贞观年间著名武将,先后封樊国公、褒
国公,卒陪葬昭陵,名列凌烟阁,子孙袭爵。
《全唐文》载《段志玄碑》记其于京师之醴泉
里第,宅在坊内位置不详。
3、张希古,官为游击将军。《张府君墓志》
云:“公字希古,终醴泉里之私第,”《金石萃编》
卷九一云,希古卒于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十
七日。
4、李仁裕(德),开元时为冠军大将军,封
金成郡公。《李公墓志铭》云:“仁裕以开元二十
一年(733)正月二十日于醴泉里之私第。”
5、安令节,《陶斋·安令节墓志》云:“安令
节,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
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今为幽州宜
禄人。长安四年(704)十一月二十三日,终于
醴泉里之私第。”
6、独孤思敬,其墓志云:“景龙三年(709)
八月十五日,终于京师之醴泉里第。”
7、康景云宅,《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康夫
人男翊府右郎同正员上柱国康景云书写墓志云:
“康夫人乾元三年(760)二月终于醴泉坊私第”。
8、薛莫,为右饶骁卫大将军、左万骑史,
其墓志云:“景云十五年(725,约当开元十三
年),于醴泉里之私第,其夫人史氏,于景云
十二年(722)先亡”。
9、俾失十囊,突厥人,封特进、右卫大将
军,雁门郡开国公,其墓志云:“开元二十六
(739)十二月十三日,于醴泉里之私第”。
10、米继芬,官至左神策军散副游击将军守
武卫大将军,其墓志云:“永贞元年(805)九月
二十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
11、徐承嗣,为左龙武军中郎将、明威将
军,其墓志云:“天宝三载(744)六月二十五
日,终于西京醴泉里之私第”。
12、王王此,天宝十四载(755)终于醴泉里
之私第。
13、郭思训,孝子,其墓志云:景云二年
(711)九月十三日“终于长安醴泉里之私第”。
14、王安仁,其父为文林郎王君,夫人柏
氏,为上圭阝(今甘肃天水)县令柏义通第三女,
据《文林郎王君夫人墓志》记载:“上元元年
(674)终于醴泉里第”。志文撰者安仁系其子。
15、汤某人,荆州松滋令,其妻伤氏墓志
云:“永徽二年(651)正月四日卒于醴泉里第”。
上述人物,多数生活在安史之乱(755—
762)以前的时代。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对唐长
安城里坊内的居民构成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现存涉及醴泉坊的墓志的年代构成本身就已经提
供了某种暗示。同时,安史之乱后的醴泉坊及其
附近,生活形态和社会需求也发生了若干重大变
化。颇有意味的是,坊内故实仅有与醴泉寺往来
的一些佛教人物事迹借佛教典籍得以保存。而这
恰恰是醴泉寺实力充足、地位上升的一种间接反
映。这场动乱,似乎对宗教机构本身并未造成巨
大的影响(但对寺院经济结构的影响则不容忽
视)。其他唐代中晚期人物,有康景云宅和米继
芬宅可资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康、米皆西域昭
武九姓后裔,对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醴泉坊居民基
本构成而言,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和代表
性。
作为醴泉坊重要构成的宗教机构,如醴泉
寺、妙胜尼寺、三洞女冠观、朕祠等,在经过了
长达200余年承平之世的香火传承之后,在武宗
会昌年间(841—846),与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宗
教设施一样,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安
史之乱对坊内原有贵族阶层是一次沉重打击的
话,那么,会昌法难则是对宗教机能的清除,香
火顿熄,好景难再。醴泉坊的机能和构成不可避
免地向着破败、无序和俗民化方向演变。
唐末天元年(904),武将朱温劫唐昭宗迁
都洛阳,百官及百姓亦在迁徙之列,同时大规模
拆毁长安的宫室、百司及民间居舍,拆下的材木
都由渭河和黄河顺水而下,运到洛阳,长安自此
遂成废都,沦为藩镇级别,成为佑国军节度使韩
建的驻地。韩建在破败的长安城中仅修整了原皇
城部分,已成一片焦土瓦砾废墟的原郭城部分
(包括醴泉坊),则沦为郊外满目荒草之地。
唐以后至明清时期,原醴泉坊一直是城郊之
地。五代时期,原长安皇城部分习惯上称为“新
城”,原醴泉坊所在地位于新城西郊与大安县交
界地带。至宋元时期,“新城”先后改称“京兆府
城”、“奉元路城”,西郊的“大安县”则改称
“长安县”,辖域大体未变。明清时期,长安县成
为西安府的附郭县,原醴泉坊旧址所在仍处于西
安府城郊辖域之内。清初,这里逐渐开始成为操
练和检阅军队的演武场。由于明清时期在西安府
城的四门之外分别修筑了瓮城、月城和关城,使
位于西郊原醴泉坊的位置距离西关城或西郭城相
对靠近了许多,因此,到清末时期,原醴泉坊旧
址一带遂被正式开辟成了宽阔的“陕西新编陆军
混成协营房及操练场”,俗称“西关大教场”○35或
“大营盘”。[/color][color=royalblue][b]湮没了千年之久的醴泉坊旧址与所在
的古城一道,从此开始面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
强力冲击,在除旧布新、脱离历史维度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b]
[/color]
[color=darkgreen]据《西安市志》○36介绍,民国十三年
(1924),北洋政府航空署所属中央航空支队派遣
一架法制大维梅(VIMY)型教练机由洛阳试飞
西安,即在营盘操场上降落。民国十九年
(1930),时陕西省政府将操场改建成一条方位
50°—230°、长800、宽100米的土质草皮跑道,
称之为西安机场。至此,从“大营盘”到西安机
场,醴泉坊旧址已二度被大规模扰动。当年12
月,南京国民政府空军第六航空大队第三分队架
机进驻,以之为军用航空西安站。次年3月,中
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亦在此设立西安民航站。
抗日战争期间至解放前夕,西安机场又经过
三次扩建改造。民国二十六年(1937),因战事
需要,扩建西安机场,建成长1200、宽50米的
泥结碎石跑道,机场占地面积增至3001亩,改
成空军西安总站。民国三十二年(1943),盟军
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原陈纳德指挥的援华
“飞虎队”)决定将西安机场作为其中国北战场前
线机场,配合地面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战略轰
炸。根据这一需要再次扩建西关机场,将主跑道
延长至1800米,并增修碎士石跑道1条及滑行、
停机、疏散各道,使之可供单点12吨以下飞机
使用;同时增修拖机道6·3公里、机窝掩体38
个、机棚3座及其他相关设施,机场四至拓展到
东起西郭门沿草阳村外向南,经东、西桃园,折
向西南至赵家坡,过响唐寨,折北之李家庄、马
家寨,再向东至清安村与西郭门相连,机场占地
面积增至3664·7亩。民国三十二五年(1946)
春,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又将西关机场跑道
延长至2300米,以供大型轰炸机、运输机起降。
西安解放前夕,大部分机修及地勤保障设备
被运走,一些军事设施被炸毁。1949年5月20
日西安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空军接
管西安机场时,仅有泥结碎石跑道1条(2300×
50米),泥结碎石停机坪2处5000平方米,推
(拖)机道、机窝、掩体等设施40余座和3座
1800平方米混凝土结构机棚库。
1950年经恢复性整修,西关机场交军委民
航西安航空站、中苏航空公司西安航空站和兰州
军区西安场站共同使用。此后,醴泉坊旧址被扰
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扰动的频率不断增强,触及
文化层的深度也渐次达到最大的底线。
1958年至1961年,对机场实施改造,按三
级机场使用。机场增建20000平方米泥结碎石停
机坪、3950平方米三层候机大楼及2700平方米
货运库房、车库、食堂等辅助建筑。
1966年6月,经空军与中共陕西省委同意,
以“民用为主,兼顾军用”原则报请扩建西安机
场。当年8月动工,次年4月30日竣工。经扩
建,新增长2200米、宽45米混凝土主跑道1条
及站坪、停机坪、警戒坪、空军停机坪等40000
平方米,使机场占地面积增加269亩。
1980年后,西安机场不能接受更大机型的
飞机起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
度突出,虽然1984年已确定迁建西安·咸阳机
场,但为解决西安·咸阳机场建成前的紧迫需要,
西安机场又于1985年和1987年二度扩建跑道,
将机场跑道伸长至2500米。至1990年末,西安
机场拥有候机、服务、航务保障、飞机修理、通
信导航、航材供应、供储油、水暖电路等安全保
障设施齐全的各式建筑21·67万平方米,机场跑
道、机坪等建筑面积26·57万平方米。
1991年9月,新建成的西安·咸阳机场正式
启用后,西安机场废弃。除保留原有工作、生活
区及少量住宅地外,其余土地上交地方政府,从
此开始大规模、高密度的住宅区的兴建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除机场建设外, 1982年至
1985年,在原机场东侧修建劳动南路,路宽5
米,大体沿原唐长安醴泉坊东北区域和东南区域
的小十字南北街一线东侧纵贯穿过,从而使原醴
泉坊东侧的东北隅、东门之北、东门之南、东南
隅等几个小区被劳动南路隔开,四个区块的大部
分位于劳动南路路基之下及其东侧草阳村的部分
范围之内,其中应当包括当年太平公主———陕王
宅、万回宅的基址。2000年至2001年,又在原
机场西侧修建桃园南路,路宽18米,大体沿原
醴泉坊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的小十字南北街一线
西侧纵贯穿过,从而又使原醴泉坊西侧的四个区
块,即西北隅、西门之北、西门之南、西南隅的
大部分被隔在了桃园南路的西侧,其中应当包括
当年的祠、妙胜尼寺和三洞女冠观等基址。
通过对唐长安醴泉坊这一具体地域变迁史简
单的梳理,使人感到在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时
间中,频繁的改朝换代和天灾人祸,使文化因素
聚散无常,甚至灰飞烟灭,度墟中一次次耸立起
全新的景观,使历史的细节在遮蔽和失忆中变得
隔膜了起来。透过历史的长河,当年醴泉坊中包
括三彩窑址在内若隐若现的零星印记初步有了一
个在坊域范围内的背景平台,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和扩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容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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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古都年代综论》,载氏著《中国古都
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136页。
②张国柱、李力:《唐京城长安三彩窑址初显端倪》,《收藏》
1999年第6期。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发掘报告,待
出版。
④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6年版,
第81页。
⑤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街道及里坊的变迁》,载氏著《唐代
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2—
312页。
⑥转引自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124,
《醴泉坊の醴泉寺》,京都法藏馆出版, 1989年,第175页。
⑦王长启:《唐长安醴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3期。
⑧王长启:《醴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2000年
第2期。
⑨程林泉、王自力:《近年来西安市配合基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
获》,《中国文物通讯》(交流寄赠刊物), 2000年第1期。
○10孟西安:《西安出土大批唐代骨刻画》,《人民日报》2002年1
月29日第6版。王望生:《唐长安醴泉坊骨刻画的发现与研
究》,《考古与文物》待刊。
○11《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武帝年二十九得太子,甚喜。
太子冠,为立博望苑,使之通宾客,从其所好。”建始二年
(公元前31年)秋,汉成帝命罢博望苑,以赐宗室朝请者。
《三辅黄图》卷四:“博望苑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有遗
址”。《水经注·渭水》:“昆明池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
具体位置详见上引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
版社, 1996年版,第55页和75页。
○12遗址约在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的大庆路附近。见《西安历史
地图集》1996年版,第55页。
○13汉代圜丘是西汉祭天之坛,所设地点搬徙不定,武帝至成帝
的八十年间,曾于甘泉(今淳化西北甘泉山)设祭,汉成帝
时移至都城长安南郊建圜丘,《三辅黄图》卷五:“汉圜丘,
在昆明故渠南”。又《长安志》引《括地志》:“汉圜丘在长安
治内四里,居德坊东南隅”。成帝至王莽的几十年间,长安南
郊圜丘屡废屡复,最终在王莽时期得以确立。
○14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 1991年, 17-25页。
○15有关遗迹的具体情况,见以下文献: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
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16关于坊内十字街的研究,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
城》,《考古》1998年第6期第409—410页。
○17小野胜年:《大道长安に通ず一醴泉坊と醴泉寺をめぐつて》,
《东洋史苑》二八, 1987年,第1———45页。
○18徐苹芳:《唐代西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
年第6期,第649页。
○19相关史实或稍有歧义,详细研究参见辛德勇:《汉唐长安交通
地理研究之三》,载氏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
书局, 1996年,第172—176页。
○20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中未见“承明坊”一说。对于
筑坊时间,也仅提“开皇初,筑此坊”,北宋文献《长安志》
中始有“开皇二年筑此坊”以及“承明坊”说。《唐两京城坊
考》全录《长安志》注。《通志》卷一八《隋文帝纪》中,也
提及“京师承明里醴泉出”一事。另外,北宋《太平御览》
卷一八九《井》所引《两京记》,亦载承明坊改醴泉坊事。盖
《两京记》与《两京新记》非一也。
○21转引自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
载氏著《中国建筑和金石文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1983
年,第127页。
○22《长安志》:“隋有光宝,救度三寺,大业,武德中废。”《唐
两京城坊考》改《志》“三寺”为“二寺”(救度寺又见于
《续高僧传》卷三五)。《两京新记》中未见此二寺的记载。
○23《两京新记》在“妙胜尼寺”条下注曰:“开皇三年,周平原
公主所立”。而《长安志》及《唐两京城坊考》均误为“开皇
二年,周静帝后平原公主所立”。平原公主是宇文泰之女,为
周静帝的姑奶奶。周之公主与周之皇后完全是两回事。实际
上周静帝皇后是荥阳公司马消难之女,可参见《周书》卷三
十《于翼传》。有关详细考证见李健超《长安志纠谬》,《历史
地理》第十九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6月。
○24关于任轨的资料,详见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
出版社, 1996年,第207页。
○25同⑥第177—181页。
○26“三洞女冠观”,《两京新记》作“三洞女官观”,仅注有“隋
开皇七年所立也”,未提徙址事。《长安志》注:“本灵应道士
观,隋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二年,自永崇坊换所居于此”
(《唐会要》卷五十记三洞观徙址时间为贞观二十三年)。
○27见《两京新记》卷三,同○21。
○28〔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街西醴泉坊条街东永嘉坊条。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
物》1999年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报
告》,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0见《两京新记》卷三,同○21。
○31据《长安志》,太平公主宅在长安城中有三处,除醴泉坊东南
隅外,街东平康坊和兴道坊亦有宅地。
○32《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33“万回”,《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均误作“方回”,
有关万回的记载,散见于《旧唐书》卷五九、《唐会要》卷
四、《太平御览》卷六五五所引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卷
十八、《集古录跋尾》卷六、《集古录目》卷三、《金石录》卷
五卷六、《宝刻类编》卷三等。
○34王社教:《论唐长安的人口数量》,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
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12月增刊,第88—116页。
○35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西关大教场”条,陕西人民
出版社, 1999年,第132页。
○36西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西安市志》第二卷·城市基础
设施,西安出版社, 2000年,第565—567页。[/size] 请教下长安夜老师
醴泉在陕西的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例如上文的长安城的醴泉坊、陕西省礼泉县（原名应为醴泉）、醴泉宫（礼泉县名的来历）、九成宫醴泉铭等，而且大多都以隋唐时始。我查了百度，醴泉是味中药，也有长寿之意。这个词在隋唐时所代表的意思，为什么这么频繁的出现。 [quote]原帖由 [i]ccyx[/i] 于 2008-5-10 21:40 发表 [url=http://www.bestxian.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57711&ptid=15146][img]http://www.bestxian.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请教下长安夜老师
醴泉在陕西的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例如上文的长安城的醴泉坊、陕西省礼泉县（原名应为醴泉）、醴泉宫（礼泉县名的来历）、九成宫醴泉铭等，而且大多都以隋唐时始。我查了百度，醴泉是味中药，也有长寿之意。这个词在 ... [/quote]
对不起，出去吃了个饭，刚回来看到回帖
现在回答
详细源流，不太清楚
大概原因，知道一些
为免征引过多，以求简要，编了个打油诗给你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汉魏推前，隋唐重后
澄莹心神，鉴映群形
激扬清波，涤荡暇秽
号为神物，以昭明圣
随感变质，应德效灵
念兹在兹，永保贞吉
坊寺宫邑，是铭号瑞 醴是甜酒
醴泉就是对泉水的美称，其实没有什么更神秘深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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